彭德怀看到这篇文章后，在这段话下面批示道：
搞“反党集团”确实没有，对于问题的看法表示共鸣，倒是有一些人。(11)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即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他一方面说，彭德怀同志“信中所谈一些问题不少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是不对的，也不算是犯错误”。另一方面又说，“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他们都有国际背景，背着中央进行派别活动。”刘少奇还说：“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有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彭德怀看到刘少奇的讲话后，气愤地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打电话，让杨尚昆“转报主席和刘少奇，申明我没有此事”。然后，彭德怀写了《评刘少奇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和讲话》，说刘少奇强加给自己的“里通外国”的罪名，“完全是无中生有”。
从1962年2月到6月，彭德怀开始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申述信，即著名的“八万言书”。
“八万言书”共有五个部分，其中的第二部分是《关于高、饶联盟的问题》。彭德怀在这部分中回忆了自己从1936年西征认识高岗到抗美援朝前后同高岗的几次接触的情况，承认自己“由于感觉迟钝和政治上的落后”，对高岗认识不清，这是个“严重的错误”，但“以上我同高岗来往的经过和谈话，是抱着对党忠实的态度回忆和写出来的，自问是真实的”。“少奇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到底是高、饶联盟，还是彭、高联盟呢，恐怕是彭、高联盟。’我认为少奇同志这样来强调这个问题，未免太过分。同时与事实也是有出入的”(11a)。
不过，即使彭德怀自己不承认有所谓的“彭高联盟”，但党中央的决议并没有改变。而且“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与高岗的关系又成了交待的重点。虽然正直的彭德怀在严刑拷打下，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然而，在那黑白颠倒的年代，昔日的“彭大将军”终于在1974年11月29日被迫害致死。
将军逝去，日月无声。四年多以后的1978年12月24日，彭德怀追悼会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不过，彭德怀虽然从此又被重新戴上了“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的桂冠，但限于当时拨乱反正刚刚开始，还难以对庐山会议作出科学的评价。一直到了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对彭德怀及庐山会议作出了这样的结论：
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既然“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彭高联盟”也就自然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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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第537页。
(2)《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91页。
(3)《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98页。
(4)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303—308页。
(5)(5a)扬帆口述，丁兆甲整理：《断桅扬帆》，群众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506—507、507—508页。
(6)(6a)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23、331页。
(7) 王焰：《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第592页。
(8)(8a)王焰：《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第592—593、560页。
(9)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