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桓在大会上揭发我们时用了‘五虎上将’这个名称。”
“周桓揭发后,对我的揭发批判开始升级,说我跟着高岗跑,反对刘少奇,而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党。这样,我的问题就严重了,我也就从‘五虎上将’的第五名,上升到了第三名。”
在此之前,我们已经访问了“五虎上将”的另一位当事人——郭峰。
郭峰也明确地告诉我们,首先使用“五虎上将”名称的就是东北军区副政委周桓。周桓在东北地区高干会议上揭发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参加了高岗反党宗派活动时,使用了“五虎上将”的提法,并由此流传开来。
看来,解开“五虎上将”名称由来的谜团并不难,几位当事人对此也都记得清楚。但是,“五虎上将”的排序,为什么从“张、张、郭、马、赵”,变成了“张、张、赵、马、郭”了呢?
赵德尊关于“五虎上将”排序变化的说法,有一个明显的漏洞,那就是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后,东北局4月20日向党中央的建议和党中央5月4日对东北局建议的答复,在提到“五虎上将”时,都是“张、张、郭、马、赵”的排序,赵德尊并不是因为周桓揭发后就立刻从“五虎上将”的第三名变成了第五名。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又再一次向另一位重要的当事人郭峰请教。
郭峰对我们详细解释说:
当年在东北地区高干会议上检讨的不止我们五个人。周总理从北京把马洪和安志文带来参加会议,就是让他们也在会上检讨。但是,虽然在会上检讨的人不少,但最后过不了关的就是我们五个人。周桓就是在我们进行第二轮检讨时,在揭发赵德尊时使用了“五虎上将”的提法。周本这样一提,大部分人都附和,这样,“五虎上将”虽然不是法定用语,但却成了习惯用语。
我们五个人之所以过不了关,也有不同情况。张秀山是高岗的老部下,俩人在陕北时就共同战斗,关系比较深;张明远原来是冀热辽的干部,跟高岗并不相识,高岗是到冀热辽检查工作时发现了张明远,才将他调到了东北局。他与高岗共事的时间虽然短,但高岗比较欣赏他的才干;马洪和安志文与高岗一起去了北京,他们与高岗接触较多,高岗的有些讲话确实是出自于马洪之手;安志文能过关与他哥哥安子文事先与他通气也有一定关系,他在会上的检讨揭发比较深刻,但马洪怎么检讨也过不了关;我和赵德尊都是东北人,高岗之所以也比较看重我俩,主要是因为我俩一是年轻,二是地方干部。高岗用人强调年轻、优秀,还强调要培养地方干部。但是有些老同志对我们那么年轻就当省委书记不大服气,有些意见。
东北地区高干会议期间,“五虎上将”中“张、张、郭、马、赵”的排序,是根据我们五人当时在东北局的职务。张、张是副书记,我们三人在东北局委员中的排序是郭、马、赵。但到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时,变成了“张、张、赵、马、郭”,我的位置与赵德尊发生了变化,据说主要是因为在东北地区高干会议上我的检查比较诚恳。虽然当时我心里也不太服气,但是在会议上我反复作了检查。实事求是地说,赵德尊在我们五个人中事最少,但他这个人有些书生气,在黑龙江工作期间作风上有些突出个人,妄自尊大,再加上周桓在会上对他的积极揭发,虽然当时在东北局给中央的建议中他排在最后,但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后,他的问题变得严重了,这就在中央的决议中,由“五虎上将”的第五位变成了第三位。
看来,能将“五虎上将”的缘由讲述得如此明白,非郭峰莫属了。但是,为什么不在“五虎上将”之列的陈伯村,在党的决议上也与“五虎上将”并列,成了“高岗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呢?
出生于陕西的陈伯村在解放战争时期来到东北后,曾经在张闻天领导下任合江县委书记。1949年10月,陈伯村担任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当时的组织部部长就是“五虎上将”的排头人物张秀山。1952年8月张秀山升任东北局第二副书记,部长的职务按照常理应该由副部长陈伯村接任。但是,陈伯村虽然工作积极,高岗对他也比较信任,但他工作作风有些主观生硬,不能民主,有些干部对他有意见,高岗也觉得让陈伯村当组织部长不是太适合。于是,在1952年6月,陈伯村被调任旅大市委第二书记,原辽西省委书记郭峰被调任东北局组织部部长。不过,在东北地区高干会议期间,虽然陈伯村已经离开了东北局,但一些人在揭发批判时说陈伯村对高岗言听计从,在担任组织部副部长时忠实地执行了高岗的宗派干部政策。而且陈伯村在会议结束回到大连后,成了旅大地区被揭发批判的主要对象,甚至有人在揭发中说,有一次陈伯村到北京开会,高岗对他说,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学习苏联经验。毛主席的著作主要是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打倒国民党的问题,搞社会主义建设要学习斯大林的著作。这是典型的反对学习毛主席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