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天天盼着起航，三条邮船准备驶向沙钩[325]，跟那里的舰队会合，乘客认为还是待在船上最保险，省得突然来一道命令，开船了，自己被落下。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我们大约在船上待了六个礼拜，把航海的贮存消耗殆尽，不得不再去添购。舰队终于起航了，将军和他的军队统统上了船，朝路易堡进发，打算围攻并拿下堡垒[326]；所有的邮船都一起前往，奉命追随在将军的旗舰左右，随时准备接收他备好的急件。我们在海上耗了五天，总算等到了一封信和离开的许可，于是我们的船离开了舰队驶往英国。其他两条船他仍然留着，让它们跟着他前往哈利法克斯[327]，他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演练军队，对假堡垒进行假攻击，随后又改变了围攻路易堡的主意，带领全军返回纽约，连同上面提到的那两条邮船和船上的乘客。趁他不在的时候法国人和野蛮人拿下了该地区边境上的乔治堡[328]，野蛮人[329]对投降后的守军进行了大肆屠杀。后来我在伦敦见到了主管其中一条邮船的邦内尔[330]船长。他告诉我，他被滞留了一个月之久，在此期间他报告爵爷，他的船底已经长满了海藻贝壳等污物，这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它的快速航行，对一条邮船来说，这可是一个严重问题，因此要求给些时间将船侧过身来，清理船底。将军问他需要多少时间：他回答三天。将军答道，如果一天能干完，我批准；否则就不行，因为你必须后天起航。这样，他从来都没有得到批准，尽管此后等了一天又一天，足足等了三个月。
我也在伦敦见过邦内尔船上的一名乘客，他对这位爵爷骗他在纽约滞留这么长时间、后来还把他挟持到哈利法克斯又送回纽约感到义愤填膺，赌咒发誓要告他来赔偿损失。他告了没告，我无从得知；不过按他说的，这对他事业上的损害是十分严重的。总而言之，我百思不得其解，怎么能把统帅大军的重任托付给这么一个人呢：后来阅世日深，经多见广，明白了钻营求爵的手段和封官许愿的动机，也就见怪不怪了。布雷多克死后担任军队指挥的谢利将军如果继续干下去，我认为要比劳登1757年的战绩出色得多，劳登的这次战役发动得既轻率，又靡费，使国家蒙受了难以想象的耻辱：因为尽管谢利不是行伍出身，但他本人明达事理，多谋善断，又能倾听别人的忠告，既能制订高瞻远瞩的计划，又会迅速积极地付诸实施。
而劳登呢，不但没有用他的大军保卫殖民地，反而在哈利法克斯吊儿郎当招摇炫耀，结果使殖民地完全处于无人防守的境地，从而丢了乔治堡。此外他还长期禁止粮食出口，借口是使敌人无法获得给养，实际上是为了打压粮价，让承包商渔利，据说，也许仅仅是怀疑，其中也有他的一份，这种做法搅乱了我们所有的商业活动，使我们的贸易一蹶不振。最后海上封锁令解除，但又忘了通知查尔斯顿，于是让卡罗来纳的舰队又多待了近三个月，结果船底由于虫蛀多有坏损，以致大部分船只在归程中葬身海底。我相信谢利对卸任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统领一支军队对于一个不谙军事的人来说，担子实在是太沉重了。劳登接任司令一职后，纽约市给他举办了庆祝会，我前去参加，谢利虽然卸任，也去出席。会上宾客如云，有官有民，有熟人，有生客，人多座位少，只好从四邻借了一些椅子，其中一把非常矮，恰巧排给了谢利先生。我坐在他旁边，便看在眼里，于是说道，先生，他们给你的座位太低了。没事，他说，富兰克林先生；我发现座位低了最舒坦！
前面说过，我在纽约滞留期间，收到了我给布雷多克采办军粮等物的全部账单，有些账单还在我雇用协办此事的一些人员手中，一时还收不齐。我把账单交给劳登勋爵，希望他付清余额。他让主管官员按规定逐一核查，此人对着单据逐项审核，确认准确无误，所欠余额爵爷答应给我一张到需军官那里提款的汇票。可这事一拖再拖，尽管我多次约好前去讨要，但始终没有拿到。最后，就在我启程之前，他告诉我，他经过周密考虑，决定不能把他的账单与前任的混在一起。你到了英国，他说，只能到财政部报账领钱。我提到我被迫长期滞留在纽约，意外花销太大，所以想立即领到现款；我还说，我索回垫款是天经地义的，对此再增添麻烦，推三阻四，就说不过去了，更何况我做的都是无偿服务，但说了也是白说。噢，先生，他说，你可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就相信你两袖清风。这类事我们清楚得很，谁不知道但凡给军队提供给养的，哪有不千方百计中饱私囊的。我向他保证我的情况绝对不是这样，我可没有往自己口袋里装过一文钱：他是分明不相信我的话；我后来确实了解到有人常常从这种差事中大发横财。至于欠我的余款，时至今日还未偿还，此事后面还要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