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起航之前，邮船的船长把他那条船的速度说得神乎其神。不幸的是，一出海，事实证明它是九十六条航船中最慢的一条，这可使船长太没面子了。大家对慢的原因猜测纷纭，这时候我们就在一条几乎跟我们一样慢的船附近，然而它却超过了我们，于是船长命令所有的人到船尾去，尽可能靠近旗杆站着。我们，包括乘客在内，有四十来个人。我们站在那里以后，船速加快了，很快就把和我们相邻的那条船远远甩在了后面，这就明明白白地证实了我们船长的怀疑，船头超重了。一桶又一桶的水似乎原来都放前面。他下令把这些东西都搬到船尾；这一下船就恢复了它的劲头，证明自己是船队中的佼佼者。船长说，这条船的速度曾达到过13节，相当于每小时13英里。[331]我们的船上有一名乘客是海军的肯尼迪船长[332]，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从来都没有这么快的船，肯定是测速绳的分度有误，要么就是抛测速木出了差错。[333]于是两位船长打了个赌，等风力足够的时候再决胜负。肯尼迪严格检查了测速绳，表示满意，于是决定亲自再抛测速木。过了几天，风刮得又顺又大，邮船船长（路德维希）说他相信船速达到了13节，肯尼迪做了一番测试，承认他输了。
我提出上面这件事情，为的是说明下述观点。人们常说造船技术有个缺陷，那就是新船好不好，下水试过才知道；所以有了一条好船做样板，新船就照葫芦画瓢，一成不变，事实证明恰恰事与愿违，新船慢得不是一般。据我了解，部分原因是对于货物装载、船具配置和驾驶方法上船员们意见分歧，各有各的一套办法。同是一条船，按一位船长的判断和命令装货，运行好，按另一位船长的判断和命令装货，运行则差。另外，一条船的建造、装配下海、扬帆航行很难由同一个人完成，一个人制造船身，另一个人配备帆索，第三个人装货、驾驶。哪一个也无法知道另外两人的所有的想法和经验，所以就不能全面综合，从而得出正确结论。即便是航海这样简单的操作，我也往往注意到指挥连续值班船员的官员的判断各不相同，尽管风力一样，把风帆调整得张扬还是服帖各有各的做法，所以似乎没有定规可循。不过我认为不妨着手做一套实验，先确定最适合快速航行的船体形状；再确定桅杆的大小和最合适的安装位置；然后确定帆的形状和数量，以及它们随风而变的态势；最后确定货物的安置。这是一个实验的时代；准确无误地做那样一套综合性的实验，将会大有用处的。所以我相信过不了多久，某个有头脑的科学家一定会这么做的：我希望他会成功。
在这次航程中，我们被尾追了好几回，但把它们一个个都甩在了后面，三十天后，我们到了测深绳所能达到的近岸水域。我们测天定位十分准确，船长判断我们要进的港口（法尔茅斯）[334]近在眼前，如果夜里全速行驶，明日一早就可以到达港口外面的海面上，而且夜里快速行驶还可以避开敌人武装民船的注意，因为它们常在英吉利海峡的入口附近巡弋。于是我们尽可能地扯起所有的风帆，风又大又顺，我们乘风破浪，快速前进。船长测天定位之后调整了他的航向，他认为这样就可以远远避开锡利群岛[335]；然而，好像圣乔治海峡[336]有时候有一股强烈的潮流涌动，它蒙骗海员，导致了克劳兹利·肖维尔爵士[337]海军中队的覆没。这股潮流也许就是我们出事的原因。我们在船头上安置了一名瞭望，常常有人朝他喊话，注意正前方；他也常常回答明白，明白！可也许当时他闭上眼睛，正打盹儿，有时候回答也像人们说的，是机械式的：因为他没有看见一盏灯光就在我们前面，由于它被翼帆挡住了，舵手和其余的瞭望都看不见；但由于船偶然偏离航线，灯光才被发现，便引起了极大的惊慌，我们离灯光非常之近，我觉得它大得像个车轮。正是半夜时分，我们的船长正在蒙头酣睡。不过肯尼迪船长却跳上甲板，看见危险在即，便在没有时间落帆的情况下命令船头转向。这么做对桅杆极其危险，但却使我们避开了礁石，免遭沉船之难，因为当时我们正在朝矗立着灯塔的礁石驶去。这次脱险使我强烈地感受到了灯塔的作用，使我狠下决心要鼓动人们在美洲多建一些灯塔，如果我能平安回去的话。
早晨，我们通过水深测量等手段发现我们离港口不远了，但陆地被大雾笼罩着，我们无法看见。九点左右雾开始升起，看上去就像剧院里的一块大幕，从水面上提了起来，露出下面的法尔茅斯镇，港里的船只和周围的田野。对于长期以来只见一片汪洋别无景色可看的人来说，这真是一幅令人赏心悦目、美不胜收的景象！更使我们欣喜的是，现在我们摆脱了战云弥漫造成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