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十分感谢柯林森先生惠赠的玻璃管之类的礼物，我认为应当向他汇报一下我们用它取得的成就，于是我给他写了几封信，描述了一下我们的实验。他把信在皇家学会上予以宣读，但大家起初并不认为有多少值得重视的地方，因此没有在会刊上刊登。我把给金纳斯利写的一篇关于闪电与电之相同的稿子，寄给我的一位相识米切尔博士[299]，他也是该学会的会员；他写信告诉我文章被宣读了，但遭到行家们的嘲笑[300]：然而这些稿子叫福瑟吉尔博士[301]看过后，他认为价值非凡，不可扼杀，并建议刊印。于是柯林森先生把它们交给凯夫[302]，让他刊登在他的《绅士杂志》上；可是凯夫却情愿单印成小册子，由福瑟吉尔博士作序。[303]看来凯夫对他的利润胸有成竹；因为后来经过增订，小册子扩充为一本四开本的巨著，已经出版了五版，他却没花一文支付稿费。
然而，这些文章在英国引起广泛关注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本论文集碰巧落入布封伯爵[304]的手里，他是法国大名鼎鼎、众望所归的科学家，而且名满欧洲。他说服达里巴尔先生[305]将它们译成法语，在巴黎出版。然而，此书的出版却得罪了皇室科学导师诺莱神父[306]，他是一位能干的实验科学家，已经形成了一套电学理论，并将其出版，风靡于世。他起初简直不能相信这样一本著作竟然出自一个美洲人之手，所以他说它肯定是他巴黎的宿敌们的向壁虚构，无非是要贬损他的理论体系。尔后，弄清楚真有他所怀疑的费城的富兰克林其人的存在后，他写了一卷公开信发表，主要是写给我的，以捍卫他的理论，否定我的实验，以及由此推断来的见解的真实性。我一度打算答复这位神父，其实已经开始写复信了。但考虑到我的作品仅仅是一种实验描述，这些实验谁都可以重复和证实，如果得不到证实，也就无法予以捍卫；或者是一种观察资料的描述，只当作推测提出来，而不是当作信条宣布的；所以我就没有任何义务去捍卫它；又寻思两人之间的一场争论用两种迥然不同的语言写出来，由于翻译上有错误，由此又引起了对彼此意思的误解，因为神父有一封信的很多内容都是以翻译中的一个错误为根据的，这样一来，这场争论可能就会没完没了；于是我决定还是让我的文章自主沉浮；我相信在公众事务之余下工夫做做新的实验，总比耗时间对已经做过的实验瞎争论强。因此我从来没有回答诺莱先生；我在这件事情上保持沉默也没有什么好懊悔的；因为我的朋友、皇家科学院院士勒鲁瓦[307]挺身而出维护我的主张，并对他进行了批驳，我的书被译成意大利文、德文和拉丁文，书里的学说也逐渐被欧洲的科学家广泛采用，那位神父的学说也渐渐遭人冷落，他在有生之年看到了自己这个派别的末路，追随他的只有B先生[308]——他的门生和亲传弟子。
我的书之所以声名鹊起，引起普遍关注，是因为达里巴尔和德洛尔两位先生在马尔利把书中建议的从云层吸引闪电的实验做成功了[309]，这就引起了满天下的关注。德洛尔先生有一套实验科学的设备，并讲授那门学科，因此开始重复他所谓的费城实验，在国王和宫廷做过以后，巴黎好奇的人们蜂拥而来，要看个究竟。我不想赘述那个重大实验，也不想聒絮不久以后我在费城用风筝做类似实验成功之后的无限喜悦，因为二者在电学史上都可以找到。一位英国物理学家赖特博士[310]当时正在巴黎，他给皇家学会的一位朋友写信，说我的实验在国外学术界推崇备至，还说他们心里挺纳闷，为什么我的作品在英国反遭冷落。于是学会便重新考虑那些已经给他们宣读过的信件，著名的华生博士[311]把这些信件和尔后我寄到英国的关于这一课题的文稿写成一份摘要，并且加了一些对作者的赞语。这份摘要后来刊登在他们的会刊上。在伦敦的一些学会会员，尤其是聪明绝顶的坎顿先生[312]，证实了用一根尖杆从云层获取闪电的实验，并把成功的消息告知学会，他们很快就先前对我的轻慢态度做了破格的纠正。未经我的申请，他们主动选我为学会会员，并且投票免除达二十五几尼的惯例会费，此后还免费赠送他们的会刊。他们还授予我1753年的戈弗雷·科普利爵士[313]金质奖章，颁奖仪式上会长麦克尔斯菲尔德勋爵[314]发表了精彩的演说，对我倍加赞誉。
我们的新总督丹尼上尉把上述奖章从皇家学会给我捎了过来，他在市府为他举办的接风会上颁发给我。他还非常礼貌地表达了对我的景仰，还说他早就了解我的品格。饭后，大家按当时的习俗喝酒的时候，他把我拉到另一间屋子里，告诉我他的一些英国朋友劝他跟我交个朋友，因为我是一个能给他提最好忠告的人，并且能够卓有成效地帮助他政路亨通。所以他最希望和我同心同德；而且他请我放心，他随时都愿意为我效犬马之劳。他还给我说了许多关于领主对本地区如何仁义，如果能够丢弃对他的举措长期持续的反对，他和百姓之间的和谐能够恢复，这对我们大家，尤其对我，都有好处，要成全此事，大家都认为谁的作用也比不上我，而且我满可以放心，少不了对我的丰厚酬谢，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