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建房款是由各个教派的人士捐助的，房屋和场地全由推选出来的受托管理人负责管理，这些受托管理人中，任何教派都不占优势，以免日后这种优势会有违建房初衷，成为该教派将一切挪为己用的工具；因此每一教派只委派一人，也就是，一名英国国教信徒，一名长老会信徒，一名浸礼会信徒，一名摩拉维亚[217]信徒，等等，如有死亡造成空缺，从捐款人中通过选举予以填补。那位摩拉维亚信徒恰巧又不讨同事的喜欢，因此他一去世，大家就决定不要该教派的任何人了。于是出现了一个难题，如何用重新选举的办法避免别的某个教派有两个名额。倒是提了好几个人选，但都因这个原因没有达成共识。最后有人提到我，说我不仅为人诚实，而且又不属于任何教派；这就说服大家选了我。楼房建成时具有的那股热情早就冷却了，它的受托管理人已经无法募集新的捐款来缴场地租用费和偿还楼房欠下的别的债务，这就把他们搞得狼狈不堪。由于这个时候我成了楼房和学院两拨受托管理人中的一员，所以就有了与双方协商的良好机会，最后使双方达成一项协议，据此协议，楼房受托管理人将楼房转让给学院受托管理人，后者负责清偿债务，并按照建楼的初衷，将楼房的一个大厅永远向随时布道的宣教士开放，同时开办一所免费学校教育贫困儿童。于是就起草了书面协议，学院受托管理人偿清债务后，房产便归他们所有，随后就把高大的大厅分成两层，楼上楼下不同的房间用作几间校舍，接着又增购了一些地皮，全部设施很快到位，学生们搬进了大楼。跟工匠们商谈，购买材料，监理工程，这样一些操心费力的任务全落在了我肩上，我倒是干得兴致勃勃、有滋有味，因为它没有妨碍我的私家商务，原因就在于前一年我有了一个又能干、又勤奋、又诚实的合伙人大卫·霍尔先生[218]，他的人品我了如指掌，因为他已经给我打了四年工了。他把印刷所的全部管理事务从我手里接过去，定期给我分红。我们的合伙经营持续了十八年，双方都非常成功。
不久以后，学院的受托管理人得到了总督的特许证，从而组成了法人团体；他们的经费也增加了，因为有了英国的捐助，又有领主们捐赠的土地，后来学院又进一步追加，于是现在的费城大学就建立起来了。我一开始就是它的受托管理人之一，到现在快四十年了，看到大批青年从这里接受了教育，增长了才干，从而出类拔萃，担任了公职，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增光[219]，感到莫大的欣慰。
当我像上面提到的那样，从私家商务中脱身之后，我感到沾沾自喜的是我已挣得了一笔财富，虽属中常，但完全可以自足，所以我就有闲情逸致搞搞科学研究，乐享余年了；斯宾塞博士[220]从英国来到这里演讲，我将他的仪器全部买下，欣然做起了电学实验；然而公众却认为我是个闲云野鹤，总是抓住我为他们效力；政府的各个部门几乎同时都给我强加了某种职责。总督把我拉进了治安委员会，市政当局把我选进了市议会，不久又当了市政务员会委员；全体市民又推选我代表他们担任地区议会里的议员。[221]后面这个职务更加合我的心意，因为我最后对在那里枯坐干等、听别人辩论感到厌倦了，而自己身为秘书又没有资格参与，辩论往往枯燥无味，为了解闷，我不由自主地画了一些魔方、魔圈[222]之类的东西。我认为我当了议员就会增大做好事的能量。不过我也不想暗示，我的雄心并没有因这些提升而有所满足。它肯定得到了一定的满足。因为考虑到自己起点低，这些职务对我来说都非同小可。更使我感到欣喜的是，它们是大众良好口碑的自发见证，全然不是我奔走乞求来的。
治安推事的职务我做了一点尝试，出过几次庭，坐堂审理过一些案件。但发现要在这个岗位上干出成绩，我具备的那点普通法知识是不够用的。于是我逐渐退了下来，借口是我必须在议会中履行一名立法者的更高的职责。这一职务一年改选一次，我连选连任，一共任职十年，我从不拉票，也不直接或间接地表示任何想要当选的愿望。[223]我在议会中取得席位后，我儿子就被指派为议会的秘书。
翌年，准备在卡莱尔[224]与印第安人讨论一项条约，总督通知议会，建议他们指定几名议员与几名咨议会的成员共组一个谈判委员会。议会提议长（诺里斯先生）和我；得到委派后，我们便前往卡莱尔会见印第安人。由于这些人嗜酒如命，一喝就喝得醉醺醺的，于是就大吵大闹，乱成一团，所以我们严禁给他们卖酒；他们对这项禁令啧有烦言，我们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在条约商订期间不喝酒，事后我们就会给他们大量的甜酒。他们答应了；也没有食言——因为他们弄不到酒——条约谈判进行得井然有序，最后的结果双方都很满意。然后他们要酒，当然也拿到了酒。这是当天下午的事情。男女老幼将近百人，住在镇外临时的木棚里，木栅围成一个方场。到了晚上，谈判委员们听见那里喧声震天，便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我们发现他们在方场中央燃起一大堆篝火。男男女女都喝得醉醺醺的，吵闹厮打。在篝火的暗光中只见他们深色的身体半裸着，手里举着火把你追我赶，互相厮打，鬼哭狼嚎，场面恐怖，活像我们想象中的地狱里的景象。这种混乱一时无法平息，我们只好回到住处。深更半夜，他们有些人跑来砸我们的门，还要甜酒；我们只能不理。第二天，意识到他们的胡闹给我们很大的搅扰，便派了三位老顾问来替他们赔礼道歉。那位辩士承认了错误，但又把它归罪于甜酒；接着又力图为酒开脱，说，“创造万物的伟大精神使万物各有其用，无论他为各物设计的用途如何，它应当永远如是使用；那么，在他造了甜酒的时候，他便说，让它成为印第安人的陶醉之物吧。而且必须如此。”确实，如果天意要灭绝这些野蛮人，好为土地垦殖者腾出地方，甜酒就是那指定的手段，似乎并不是不可能的。它已经把原来在沿海一带居住的所有部落消灭干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