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伯林顿，我结识了新泽西的许多要人。有几位是议会委任的主管印刷事业的专员，他们也监管钞票印制，把它的数量控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因此他们几位轮流盯着我们，来的一般还要带一两个朋友作陪。由于读书，我的思想认识就比凯默高明许多，我想正因为如此，我的意见似乎更受重视。他们请我上自己家里去，把我介绍给他们的朋友，给我很高的礼遇，而凯默尽管是老板，却遭到一定的冷落。其实他性情有点古怪，不懂得日常交往，对于公认的看法总爱顶牛，又不修边幅，衣着脏得一塌糊涂，在一些宗教问题上又是个狂热分子，还带点儿流气。我们在那里待了将近三个月，到那个时候，下列几位可以算作我交往下的朋友：艾伦法官，殖民地政府秘书塞缪尔·巴斯蒂尔，议会议员艾萨克·皮尔逊，约瑟夫·库柏，和几位姓史密斯的先生，还有测量主任艾萨克·德科。后面这位是精明睿智的老者，他告诉我他年轻的时候当小工，给制砖工用小车推泥巴，成年以后才学会了写字，后来给测量员们拿测链，他们就教会了他测量，现在他靠勤劳苦干，挣下了一份不菲的家业；他还说，我预先看得出来，你很快就会把此人挤出他的行业，在费城靠这一行发迹。可当时他对我在费城或任何地方创业的意图，哪怕一丁点儿暗示，都不知道。这些朋友后来对我帮助极大，同样我有时候也给他们中间的几位效过劳。他们终身都一直非常尊重我。
我开始在事业上露脸之前，不妨让你先知道一下我当时在自己的原则和道德方面的心态，这样你就可以看出这些东西对我一生的未来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我的父母很早就给我留下了宗教印象，带着我在一条不顺从英国国教的道路上虔诚地度过了童年时代。然而，我还不到十五岁的时候，我对好几种观点逐一产生了怀疑，因为我发现它们在我读过的各种书籍中遭到了批驳，随后我开始对启示论本身产生了怀疑。我接触到一些反对自然神论的书籍；据说它们是玻意耳讲座[117]上宣讲的布道文的精髓。然而这些书对我造成的影响恰恰与它们的本意相悖；因为书中引用并予以批驳的自然神论者的论据在我看来要比那些批驳有力得多。总而言之，我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然神论者。我的论点把别的一些人引入了歧途，尤其是柯林斯和拉尔夫：然而他们俩后来都大大地伤害了我，却没有丝毫的愧疚之心，回想到基思对我的作为（他又是一个自由思想家）和我自己对弗农与里德小姐的表现，有时候这给了我极大的苦恼，我开始觉得这种教义虽说是真理，但并不是十分有用。我在伦敦写的小册子引用了德莱顿的几行诗作为题记：
——但凡存在的都是正确的。——
尽管半盲之人只看见
部分链条，即最近的一环，
但他的双眼看不到上面
那衡量一切的平等的秤杆。[118]
进而从上帝的属性，即他那无限的智慧、仁慈、权力中得出结论，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可能是错误的。恶与善是无谓的分野，由于这种东西压根儿就不存在：所以现在它显得不像当初我想的那样是一篇独具慧眼的佳作；因此我怀疑是不是某种谬误会不知不觉地潜入我的论点中去，以至于感染了后来的所有论点，因为这是形而上学的推论中屡见不鲜的。我逐渐确信人际关系中的真实、诚信、正直对于人生的幸福至关重要，我写成了决心书（这些仍然保留在我的日记本里），在有生之年时时躬行实践。诚然，启示论对我而言本身并不那么重要；但我仍然抱有这么一种观念：有些行为也许不是因为启示论禁止就是坏的，或者因为启示论提倡就是好的；然而，将事物的性质，也就是种种情况，都考虑进去，这一点倒很有可能：这些行为之所以会被禁止，是因为它们对我们有害，或者之所以会被提倡，是因为它们对我们有益。这种信念，多亏了上帝或守护天使的恩佑，或者碰巧形势有利，或者兼而有之，使我（度过这段危险的青年时代和远离父亲关照劝导后有时陷入的举目无亲的险境）没有因为缺乏宗教信仰而可能铸成任何任性的不道德或不正义的大错。我说任性，是因为我提到的一些事例，由于我的少不更事和别人的狡诈无赖，具有某种必然性，因此当我开始步入社会时，我有一种差强人意的品格，我对它给予适度的重视并决心保持到底。
我回到费城没过多久，新铅字就从伦敦运来了。我们和凯默达成谅解，没等他听到消息，就得到他的同意离开了。我们在市场附近找到了一座出租房，就租下了。为了减少租金（当时一年二十四英镑，不过后来才知道它曾经租过七十镑），我们招进来玻璃安装工戈弗雷一家合住，他们把相当一部分租金交给我们，我们在他们家搭伙。我们刚刚把铅字开包，把印刷机安装到位，我的一位相识乔治·豪斯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乡下人；此人是他在大街上碰见的，到处打听想寻找一家印刷所。这时候我们的现金都花在购置非买不可的各种东西上了，这位乡下人的五先令就成了我们的第一批成果，真可谓是及时雨，给我们的快乐胜过我们此后挣的任何一个克朗[119]；由于我对豪斯满怀感激之情，这就使我比在别的情况下更加乐意帮助刚开始起步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