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走，我就再去找我那两位朋友；我不想造成一种厚此薄彼的不良印象，我从每个人那里只拿了我所需的一半，还清了公司的债务，以我的名义继续经营生意，并刊登广告宣布合作终止。我想这是1729年或是这一年前后的事情。[139]
大约就在这个时段，民众中掀起了一股呼声，要求投放更多的纸币，因为这个地区只有15000英镑纸币，而且这些纸币很快就会被销毁。[140]富人反对增加纸币，之所以反对，是因为担心它会贬值，就像新英格兰发生过的那样，损害所有债权人的利益。我们在共图社讨论这个问题，我是赞成增加的，因为我相信1723年首次发行的小批量纸币，由于增加了本地区商贸、就业和居民数量，所以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因为这时我看见所有的老房子都有人居住，新房子正在修建，我记忆犹新的是，当我嘴里吃着面包卷儿第一次在费城街道上溜达的时候，我看见第二大街和第四大街之间的胡桃街上的房子大部分门上贴着出租告示；板栗街和其他街道上的房子情况也大同小异；这种现象使我当时认为这座城市的居民正在接二连三地弃城而去。我们的辩论使我对这个问题有了全面的掌握，我便撰写并印行了一本匿名的小册子，书名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141]，受到了平民百姓的普遍好评，却引起了富人的反感；因为它增强了要求增发纸币的声浪；富人中间恰好又找不到能回击我的文章的笔杆子，于是他们的反对的气势也就松懈下去，这个观点便得到了议会中多数议员的认同。我在议会里的朋友认为我有贡献，应当给予奖励，于是让我承印纸币，这是一单能赚钱的生意，帮了我一个大忙。[142]这是我能写文章获得的一个好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的亲身体验，纸币的用处变得显而易见，此后再没有出现多少争议，于是它很快就增加到55000英镑，1739年增加至8万英镑，此后又节节攀升，在战争期间，达到了35万多英镑。与此同时，商贸、建筑和居民都在与日俱增。不过我现在认为还是要有个限度，超过限度滥发就有害无益了。
不久以后，通过朋友汉密尔顿，我获得了承印纽卡斯尔纸币的生意。[143]当时我想，又是一单利润不菲的生意；眼眶子小了，小蛇看上去也像大蟒。这两单生意对我确实有很大的好处，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汉密尔顿也让我承印该地政府的法律文件和选票，这项业务只要我不改行，就一直由我一手包揽。
这会儿，我又开了一爿文具店。[144]我在店里经销各色各样的格式纸，都是我们见过的最正规的，是由我的朋友布赖恩特纳尔协助印制的；我还卖一般纸张，羊皮纸，廉价笔记本等等。我在伦敦认识的一个叫怀特马什[145]的排字工也来到我这里，他是个高级工，跟我干活非常勤快，我还收了一名学徒，是阿奎拉·罗斯的儿子。这时候我开始一笔一笔清还我替印刷所背的债。为了确保我作为一个生意人的信誉和人格，我处处留心，不仅要实打实的勤奋节俭，而且在面子上也避免有相反的表现。我衣着朴素；从不到娱乐场消闲鬼混；我从不出去钓鱼打猎；的确，看书有时候使我忘乎所以，误了正事；不过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又十分隐蔽，没有引起物议：为了证明我不是个甩手掌柜，有时候我把从商店买来的纸张用手推车推过大街小巷送到家中。这样一来，人们认为我是个勤奋、发达的青年，买东西按时付款，进口文具的商人拉我做他们的客户，别的商人提议给我供书代销，我的事业顺风顺水。与此同时凯默的信誉和生意却日渐萎靡，最后迫不得已，只好卖掉印刷所还债。他去了巴巴多斯，在那里过了几年穷愁潦倒的日子。
他的学徒大卫·哈利，我跟他一起工作时曾教过他，这时候买下了凯默的设备器材，取而代之，在费城自立门户。起初我认为哈利是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十分担心，因为他的朋友既有能力，也有势力。因此我提出跟他合伙经营，好在他不屑一顾，断然拒绝。此人心高气傲，一派绅士打扮，生活奢糜，常常出外冶游，到头来债务缠身，事业荒废，这样一来，所有的买卖都不沾他的边了；发现无事可做，便步凯默的后尘，跑到巴巴多斯去了；把印刷所也一起带了过去。在那里这名学徒雇用他昔日的老板给他打工。他们三天两头吵架。哈利债务越背越重，终于迫不得已卖了铅字，回到宾夕法尼亚干他的乡下活儿去了。那位买主依然雇凯默排字，没过几年，凯默就客死他乡了。至此，我在费城的竞争对手仅剩那位宿敌布雷福德一个了。此公富足潇洒，时不时地雇几个散工干一点零活，对生意并不十分上心。然而，由于他开办邮局，人们认为他的消息比我灵通，他的报纸上发布广告的面比我的更广，因此刊登的广告多，这对他来说是个摇钱树，对我却是个丧门星。因为我确实是通过邮局发送报纸的，但舆论却不以为然；由于布雷福德黑心肠禁止那些邮差发送我的报纸，我只好对邮差行贿，请他们暗箱操作。布雷德福的行为使我义愤填膺：我认为他的做法太卑鄙，所以后来我干到他的那个位置上时，我当心决不步他的后尘。[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