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地方都有些乌鸦嘴，总是预言该地的毁灭近在眼前。当时费城就有这么一位，他是个名人，一位老者，一副聪明相，说起话来煞有介事。他的大名叫塞缪尔·米克尔。这位大人与我素昧平生，有一天把我拦在门口，问我是否就是那个最近新开了一家印刷所的年轻人：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真替我惋惜，因为这是一种耗资巨大的行业，花的钱有可能打水漂；因为费城正在一天天垮下去，居民中已经有一半破落户，或者濒临破落；尽管表面现象恰恰相反，诸如新房耸立，房租飙升之类，他认为这都是虚假繁荣，因为事实上，这些都是即将毁灭我们的一些因素。接着他给我详详细细讲了一些灾难，有正在发生的，有即将出现的，他走了以后，我心绪黯然。如果我们开业之前就认识他，也许我绝对不会干这种傻事了。此公还是在这个一天天烂下去的地方继续生活下去；继续弹着同一个老调，多少年就是不在那里买房，因为一切将会毁于一旦，终于有一天我有幸看到他买房子，花的钱可是他第一次呱哒时的一倍。
下面这件事情我本该早就提到的，那就是前一年秋天，我把我的大多数聪明能干的相识组织成了一个俱乐部，以便相互促进，共同提高，我们管它叫“共图社”[120]；我们每星期五晚上聚会。我起草的章程要求每个社员轮流提出一个或多个关于道德、政治或自然科学的问题，供同人讨论，每三个月提交一篇自己写的论文当众宣读，题目自便。我们的辩论由社长主持，要以诚恳追求真理的精神进行，切忌争强好胜的现象发生；过了一段时间，为了防止过激情绪，便禁止表达主观武断的见解或针锋相对的驳斥言辞的出现，违者处以小额罚金。第一批社员有约瑟夫·布赖恩特纳尔[121]，契约起草人的抄写员，一个性情温和、为人友善的中年男子，酷爱诗歌，见诗就读，自己也写一点，还算可以；心灵手巧，好摆弄很多小玩意儿，谈话很有见地。托马斯·戈弗雷[122]，一位自学成才的数学家，在自己的行内很了不起，后来又发明了现在叫哈德利象限仪的仪器。但本行以外的知识十分欠缺，跟人不大合得来，像我见过的大多数大数学家一样，要求把每一件事情说得异常精准，对于鸡毛蒜皮的小问题不是永远否定，就是剖毫析芒，把所有的议论通通搅黄。他很快就离开了我们。尼古拉·斯卡尔[123]，土地测量员，后来当了测量主任，他爱读书，有时候还做几句诗。威廉·帕森斯[124]，本来是个鞋匠，但热爱读书，数学底子相当厚，起初学数学是想搞占星术，但后来又对占星术冷嘲热讽。他也当上了测量主任。威廉·毛格里奇[125]，一名细木工，又是技艺精良的机械师，脚踏实地，通情达理。休·梅瑞狄思、斯蒂芬·波茨和乔治·韦布，我已经在前面说了个大概。罗伯特·格雷斯[126]，一位家产殷实的年轻绅士，为人大方，举止活泼，谈吐风趣，出口一语双关，深得朋友喜欢。威廉·科尔曼[127]，一家商号的店员，年纪和我相仿，几乎是我见过的头脑最冷静清楚、心地最善良、品行最端正的人。他后来成了一位大名鼎鼎的商人，又是我们那个地区的法官之一：我们的友谊延续了四十余年，直到他去世未曾中断。
俱乐部延续的时间差不多也这么长，而且是本地区当时存在的最好的科学、道德、政治学校。因为我们的问题总是先宣读，后讨论，中间相隔一个礼拜，这就逼着我们围绕不同的题目聚精会神地读书，方能在发言时剀切中理，由此我们也养成了更好的交谈习惯，因为事事都是根据可以防止我们相互翻脸的章程来探究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俱乐部才得以长治久安，关于俱乐部的情况，以后我们还有不少机会做进一步说明；我之所以在这里做这么一段叙述，是为了展示有些事跟我有利害关系，每个人都卖力气给我们招揽生意。尤其是布赖恩特纳尔为我们从贵格会教徒那儿拉来四十印张的会史印刷业务，剩下的则由凯默承印，这批活儿我们干得特苦，因为工价低。这是一本大页面对开书，正文用12点[128]铅字印，注释用10点铅字印。我一天排一大张，梅瑞狄思把它赶印出来。等我把版拆开，将铅字在字盘里归好位等第二天用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有时候还要晚：因为别的朋友还会时不时地送来一些零活，我们只好往后拖。但我下定决心每天仍然排印一张对开纸，结果有天夜里，我已经锁定印版，以为一天的工作结束了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印版碰坏了，有两页铅字乱得一塌糊涂，我马上拆版重排，排好了才上床睡觉。我们这样勤奋苦干，邻居们有目共睹，我们开始赢得了声望和信誉；我还听说商界的夜夜俱乐部有人提起新开张的印刷所，普遍的看法是必死无疑，因为当地已经有了凯默和布雷福德两家印刷所；然而贝尔德博士（多年以后你我在苏格兰他的故乡圣安德鲁斯见过他）则力排众议；因为那个富兰克林的勤奋，他说，是他的同行们望尘莫及的：我离开俱乐部回家时，他还在干活呢；他的邻居还没有起床，他又在工作了。这番话打动了大家，不久其中就有一位提出给我们供应文具，替他代销。不过当时我们还不想干商铺零售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