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还在努力停止战争。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一如亚历山大·黑格先前所为试图居间调解，下院辩论激烈，迈克尔·富特带头谴责撒切尔夫人的所作所为。手持标语横幅和标语牌的抗议者涌上街头，一些士兵也有不满之词。据说有一位海军陆战队军官这样议论道，“为女王和祖国捐躯是一回事，为撒切尔夫人卖命则是另一回事。”还有一个人有可能为撒切尔夫人献身——当她愈加逼近战事之时，此事愈令她忧心如焚——此人就是女王的儿子，安德鲁五子，他在航空母舰“无敌”号上担任直升机飞行员。
5月18日，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不得不放弃找出一种解决办法的努力。在伦敦，战时内阁对此事所包含的种种可能性作了24小时的前思后想，接着下令“行动”。自那时起，英国才倾全力于此战。截止次日拂晓，24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和伞兵已在圣·卡洛斯海域附近登陆，至此一切都已无可挽回了。诚如玛格丽特对她在下院的本党议员所言，她已看到过六个和平方案。亚历山大·黑格和佩雷斯·德奎利亚尔都徒劳无功地无数次奔波于大西洋两岸之间。得有人当机立断了，因为在一颗颗痛苦的心忙于寻求和解的时候，南大西洋的冬天正在临近，因而要打赢一场遭遇战的希望会比任何时候更为渺茫。
玛格丽特的全部精力在此后的一个月当中在了8000海里以外的地方。她决定用武是则于内心本能地感到这是正确的。但随着伤亡数字成了每日简报必有的一部分时，让人惶恐的精神负担落到了肩头，在开战之初她发现要不动声色地当此重负是难乎其难的。当舰只纷纷下沉，“猎兔狗”式飞机和直升机沉下冰冷的大海之中，还有陆军士兵撞上地雷或遭到伏击，她不由自主地把阵亡名单上的每一个名字都看作母亲的儿子，妻子的丈夫，或者孩子的父亲。
她心急如焚，说话比过去快了一倍。她会说，“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能为这些人干什么？呵！哎呀！呵！哎呀！呵！哎呀！我竭诚祝愿他们安然无恙……你看他们不会出事吧？”正是威利·怀特洛经受住了战争，并且调兵遣将：是他把她轻轻拉到一旁，说明有必要耀武扬威；他告诫她说，将军们必须不惜一切尊重他们的上司，决不允许有丝毫见疑，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旦他们弄明白伤亡会引起极度痛苦，他们便容易手下留情，踯躅不前，这样就很可能比作困兽之斗死更多的士兵；另外，也更有可能输掉这场战争。
玛格丽特从此成了一个硬心肠的领袖。经历了福克兰群岛之战的她已成为一位伟大的领导者，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无论同僚们提供什么忠告，无论内阁、宣传工具以及全国给予什么支持，政治上没有比情况糟糕时更显眼醒目，日子不好过了；而责任最后总是要归到唐宁街10号。福克兰群岛之战本来会一败涂地，她冒的正是这个风险，结果她会为此付出代价，很可能是27000名英国人的性命。这就是近三个月来伴随着她生活于其中的现实。
她一席黑衣来表示她对战争的关切，震惊和反感。但她从不流露出深藏内心的情感。之后，她对《每日快报》记者乔治·盖尔说：
“当我们损舰折船时，那便是我们所度过的最忧心的时刻。诚然，我们懂得以一支出没于大洋之中的海军同一个以滩头为基地的集权政权作战实属不易。是的，一个人是会倒霉的；是的，不测风云会临头的。当然，‘谢菲尔德’号沉没时，我们的确倒霉透了。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设法应付的。我了解到这些事是在交战中发生的。
“我知道登陆，亦即收复之战，将会开始。那个星期五我整天呆在自己的选区，日程安排得非常紧。我得悉登陆正在进行，也清楚我不能因此取消哪项活动。我不得不坚持下去，知道登陆完成后我才能回家。那个昼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们回到家里时，这一行动已告结束。那是奇迹般的；当时我们没有损失一艘舰只。但后来当他们进行一而再、再而三地轰炸，那时我们的日子又不好过了。”
在撒切尔家庭，这是第一次让政治活动影响了家庭。玛格丽特不能逃避。她对乔治·盖尔说，“在某种意义上，福克兰群岛成了我的生命，成了我的血脉。”由于时差关系，空袭是从英国时间深夜开始的，而消息要在午夜以后才开始传来。玛格丽特熬夜等候电话铃响，往往有丹尼斯、卡罗尔，偶尔还有马克，一起等着，想知道事态的进展，天气如何，哪方占了优势，所有这一切又是在如何发展的。一项使命的成败，气候起的作用非常大。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刚同国防和三军参谋长以及战时内阁召开会议之后她在契克斯户外坐着——她说，“喔，这儿的天气真好，我只是想知道他们在南边的天气如何。”早餐时，她会冷不丁从她正看着的报纸上抬眼道，“南边是晴天”，或者“天气恶劣”，或“有云幕可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