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抚育我长大，他教我信奉的一切我至今还恪守着，我为了他们的价值而参加竞选”，她说：“我在小镇里，在那个质朴的家庭里学到的东西正是我所信奉的并使我赢得竞选的胜利，这太有趣了。……我的一切成就应归功于我的父亲。”
父亲逝世后不久，玛格丽特的秘书黛安娜辞职走了，因为她照看了好些年的老父亲也离开人世了。那年她已55岁，以前一直在伦敦任职。她决定卖掉奥克斯泰德的房屋，搬到布赖顿去住，以前从奥克斯泰德去上班交通很不方便。作出这样的决定是令人不愉快的，她随T夫人干了七年，虽然对她忠心耿耿，但是对伦敦却感到十分厌倦。
玛格丽特出任内阁大臣后，家庭也发生了许多变化。玛格丽特卖掉了蒙特住房，在他们住的威斯敏斯特花园公寓旁弗勒德街19号买了一幢带阳台的房屋，房子正对面便是他们新婚时住过的天鹅宫楼。有一年多他们没有乡村住房，丹尼斯对此耿耿于怀，他不喜欢住在伦敦，这样离高尔夫俱乐部和他的几位朋友太远，另外他也不怎么喜欢弗勒德街的住房。他很快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在兰伯赫斯特高尔夫球场有一幢旧的大房屋，丹尼斯在里面搞了一套漂亮的房间，房间里设备齐全，租期三年。从那里走到高尔夫球场的发球处只需两分钟就可以，可是玛格丽特一向不愿意住租房，她喜欢住属于自己的房屋。
大臣的生活截然不同于反对党影子大臣的生活。玛格丽特搬出了下院底层狭小的房间，搬进教育科学部装有空调的宽敞的办公室，当时设在西区科逊街。她坐在一张宽大的写字台旁，许多文官守着电话，随时听她吩咐。一辆配备司机的大轿车载着她穿梭于唐宁街的内阁、下议院和芬奇利，或者偶然到什么地方去访问。她现在的秘书伊丽莎白·威廉斯再也不用去做曾由黛安娜处理的那些事务。在那里她除了星期天购置一批物品以及处理芬奇利的事务，其他一切事情都由教育部包了。
一如既往，玛格丽特还是那么干劲十足，信心百倍，一心一意地开始工作。对于教育，她有自己的一套基本观点，并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不变。她认为父母送孩子上学的问题应有选择的自由；教育的每一个阶段都应得到充足的经费，这样所有孩子的才智才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初级教育应该得到更多的经费，“这是为以后一切教育和培训打基础”；应准许地方当局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合于他们地区的教育体制，考虑到父母的愿望，包括距离和现存教育楼的适宜性。她认为学生不到16岁就不应该离开学校。
直觉和个人经验，或她交谈对象的经验直接构成了玛格丽特的思想基础，形成了她的信条，而且这些又不违背她的教育理论。她父亲把她送到市镇的另一头学校去念书，而不送她去离家近的学校，这是因为他更喜欢前者，或者说是因为建造那所学校的钱花得多一些。她有几位在凯蒂文的朋友，她们十四、五岁时就被迫离开学校，并且没有机会继续深造，原因是她们的父母承担不起学费。
在内阁里存在着鲜明的等级，教育部大臣排列在较低的一级里。除非涉及到他们部里的具体事务时才允许发言，一般他们没有发言权。这种常规使玛格丽特遭冷落的可能性更大，然而玛格丽特敢于发表己见，并且不光是对教育事务而言。她还象以前一样在家里准备好发言，比任何一位内阁成员都准备得充分。她要么不说，要说总是能拿出事实和数字来论证。没多久特德·希思和内阁其他成员都认为她最不受欢迎的人。
有两种人最不讨特德·希思的欢心：一是与他持不同看法的人；另一是女人。而玛格丽特两者俱占。尽管希思有种种缺点，但他并不傻；他清楚她的精明能干以及对于他政府的价值，因此他还是让她留在内阁里，虽然并非出于情愿。公道地讲也不是希思一人是如此，玛格丽特在内阁里完全受冷落，很少有人理她。在1970年议会的保守党仍旧存在着强烈的大男子主义，玛格丽特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对这种现象进行过抨击，但收效甚微。1965年，她在埃尔伯特大厅对5000名城镇妇女全国联合会的成员说：“如果你们想要说什么，求助于男人；如果你们想要干什么，得求助于女人。”她当影子内阁教育大臣的前夕在党的会议期间里就妇女权利平等问题进行了回答，结束时引用了索福克勒斯的一句话：“妇女一旦与男人平起平坐，她们将会胜过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