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对于有洞察力的人来说，对于“了解情况”的人来说，英国远征军所处的位置以及它的战备情况引起了一种令人恐惧的不安全感。艾伦·布鲁克11月28日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觉得我们不可能守住花了那么多心思和精力部署起来的战线。我们怎能不被拖到比利时去呢？”情况的确如此。仅仅一个多星期以前，在11月17日，巴黎的“最高作战委员会”还断定说：“重要的是，应将德军阻止在东面尽可能远的地方。在德军一旦入侵比利时时，必须作出一切努力来守住默兹—安特卫普一线。”为了挽救布鲁塞尔、安特卫普以及默兹防线，英军放弃了一切防御工事，慌慌张张地向东猛冲了大约60英里到达迪尔河一线。迪尔河从安特卫普流向正南，而在那慕尔通过一条只有几英里长的山峡与默兹河连接起来。这就是次年5月降临到英国远征军头上的灾难，这就是历史。
“悲观”二字不会出现在蒙哥马利的词汇中。他很清楚自己的职责：必须在可供使用的极短时间内使第3师处于高效能状态。蒙哥马利是个杰出的部队训练者。他使出了浑身解数，对他的士兵进行了严格的训练——这项投资在战斗开始以后必将给他和部队带来很大好处。的确，蒙哥马利作为一个师长，从第3师抵达法国起到从敦刻尔克撤退止整个时期内，一直表现得很出色。尽管人们对他后来担任更高职务时所表现的才能会长期进行争论，但只有怀有偏见的人才会对他当时训练第3师的方式以及在占压倒优势的敌军面前带领该师作战提出指责。
蒙哥马利在这段“莫名其妙的战争”时期是什么样呢？艾伦·穆尔黑德是这样描述的：“他第一次能够在战场上将他本人的指挥理论付诸实践。他把一切具体工作都交给参谋人员去做，而把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前线和士兵们及指挥官们在一起。他抓住每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去会晤士兵们，使他们感到他是他们的领导者。当高级指挥官来视察这个师时，没有师的参谋人员陪着他们，而是由蒙哥马利亲自带着他们到各处巡视。他对他所指挥的各个单位都了解得清清楚楚，以至于谁也不能提出什么问题来难倒他。”如果说蒙哥马利对自己和自己的士兵具有信心的话，他对盟军却不那么有信心。当时的习惯做法是，英国的旅要轮流到萨尔前线与法军一起服役。在那里，面对齐格菲防线的德军阵地，至少还有一点点积极的战争气氛。蒙哥马利在1月份视察了驻在该地的他属下的一个旅，顺便看了看那里的法军。他对他所看到的法军情况感到十分担心，回来后向军长作了汇报。但是布鲁克已在蒙哥马利之前到那里视察过了，他不需要任何人来说服自己。
下面这件事很能说明这一时期的气氛：蒙哥马利（他曾公开承认自己经受得起折磨）一生所遇到的唯一真正困境是由他写给属下军官的一封信引起的，他在信中明确地指导他们应当如何处理士兵中存在的性病问题。当时性病在士兵中流行，而且患病的人日益增多。但这封信落到了总司令部的陆军高级牧师手中，于是他们就大吵大嚷起来。副官长通知第2军军长说，总司令要求把这封冒失的信撤回。但布鲁克立场很坚定，他为蒙哥马利解了围。布鲁克这样写道：“我始终要感谢上帝，让我能在蒙哥马利军旅生涯的这一危险时刻挽救了他。”这次争吵虽然现在看来显得很愚蠢，但它却表明英国远征军总司令部当时是不理智的，它竟想把这位后来领导着英军从埃及胜利地打到德国的将军解职并遣送回国，仅仅是缘于他试图保护他的师免受梅毒的传染。
事实上，这个时期，布鲁克（虽然他早就认识蒙哥马利了）开始把蒙哥马利看成为一个具有非凡前程的高级军官。布鲁克对自己指挥的军感到很自豪，总是孜孜不倦地研究和评价所属各部队。用布鲁克自己的话来说，他看到蒙哥马利从当师长之日起就一天天在进步，而蒙哥马利所指导的一些演习则使他大开眼界。现在所需要的就是真正的战斗考验了。
德军于5月10日凌晨3时入侵荷兰和比利时，考验蒙哥马利的时刻到来了。正如布鲁克早就预见的那样，英国远征军立即向东疾速前进。第2军以蒙哥马利的师为先头部队，以第4师和第50师殿后，前进到了迪尔河一线。第3师的前进运动进行得像时钟一样准确，当他们于10日夜间到达规定地区时，发现比利时第10师仍然据守着分派给他们扼守的防线。布鲁克第二天来到了第3师，并且立即在“最高一级”采取行动（也就是与比利时国王协商），以便能够从新调整战线。但是当他晚些时候来看望蒙哥马利时，他发现后者已经把事情安排妥当了。布鲁克写道：“这一插曲突出地表现了蒙蒂的才能。必须做出某些安排，因为德军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到来，而他确实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记得当时我对他这样说道：‘可怜的比利时指挥官，竟然一点也不知道他怀里抱着一条毒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