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展经济入手兼顾精神文明建设，这是李氏治国的又一要领。他认为国富才能民安，搞好经济是杜绝共产党和其他人“造反”、“闹事”的最好办法。因为民以食为天，如果人人吃得好，住得好，手头有钱，再加上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谁还会造反闹事呢？所以执政以后，他竭尽全力首先把经济搞上去，在提高公共积累的同时，兼顾人民生活的改善。最突出的政绩是提出“居者有其屋”的口号，而且切实做到。现在新加坡已有87％的人住进了政府建的“组屋”，那里设备完善、方便、美观、实用。周围有配套的幼儿园、中小学、小花园和各种康乐活动场所。既解决了绝大部分居民的住房问题，又美化了市容、国容。受到国内外广泛的赞扬。在发展经济取得一定成果后，李光耀就转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搞了各种运动。1963年开始开展植树运动，1964年开展了取缔野狗、野牛和乞丐运动，1968年首次开展清洁卫生运动，1969年专门开展灭蚊运动，然后是不乱倒垃圾运动，文明礼貌运动，提高生产力运动等等。非常难得的是这些运动并非昙花一现，并非轰轰烈烈走过场，而是能够长期坚持下去，搞得相当彻底和卓有成效。这些运动既教育了人民，又清除了社会环境的各种污垢，使新加坡成为世界闻名的清洁卫生城市和文明之都。
1982年，李光耀提出学习儒家思想，倡导建立“东方道德价值观”，抵制西方的腐朽生活方式和个人至上主义，其目的是要引导新加坡人民升华到更高的精神境界。
李光耀曾经说过：“我们的宗旨就是要使每个新加坡人都得到好处。”当然，他指的是多劳多得，不是平均主义，但必须使每个人都得到好处。看来，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了。他在总结治国经验时强调指出：“要对人民好，你必须要坚定。有时还要表现得无情一些。”“光是怜悯和同情，喊空话不成。要实践，为人民做些实事。”“如果一切都允诺，势必变成要求泛滥，而政府又做不到，因为资金有限。”他不赞赏模仿西方搞福利国家和过分发放福利的做法，认为新加坡不具备这种财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样做会养成人们依赖政府、不求进取的坏习惯，长此下去，必然国运衰微，人民也会变得萎靡不振。
对于政府是否受人民欢迎，李氏也有他的独到见解。他说过：“如果你想受人欢迎，就不要希望永远受人欢迎。一个受欢迎的政府，并不等于时时刻刻要做受人欢迎的事情。”他进一步阐释说：“一个受人欢迎的政府，就是说，在每五年里，这个政府的政策表现出来是行得通的，并且获得普遍的支持。”
从李氏的主张可以看出他十分讲究实事求是，从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不追求一时的讨好迎合，不哗众取宠。他宁可暂时得罪群众，被人误解，也不损害人民真正的和长远的利益。这种气魄和胸怀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正是他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治理国家不能像拍电影那样，拍得不好重新来。”这是李氏治国的又一体会和总结。表达了他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和严肃认真的精神。
“举贤任能，才有所用。”这是李氏治国的又一要领。在他这一思想指导下，新加坡各级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都要经过严格考核、反复筛选。在新加坡，极少发生走后门谋得高职的事。合乎李的德才标准，自然会被提拔重用；不合乎他这个标准的，不论出身多么显贵，一概免谈。在新加坡当官的收入并不比医生、律师高，更不如大企业家和大经理；而辛苦程度却要大大超过这些人。当官的还要牺牲家庭生活，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与妻儿一起欢聚、度假。除了薪金外，又不能捞外快。所以，在新加坡做官，必须是一些有卓越才能又有献身精神的人，也就是说，必须是一些全心全意为国为民的国士、精英。李光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当他找到这样的人后，一方面加强培养，另一方面不断观察、考验、淘汰，然后把最好的人放在最重要的岗位上。人民行动党70年代进行自我更新以来，有五十多名新人先后进入国会，二十多名新人担任过部长、政务部长等职，但多数昙花一现。这是因为有些人虽是杰出的专业人才，却不擅长搞政治，有些人原来很好，后来却变得不那么好。不断挖掘、培养、考核和更新干部，这正是李光耀干部政策的精髓，正是这样一套制度保证了干部队伍的质量，尤其是保证了最高领导班子的强有力和精干，从而保证了政府这部机器能够高效率的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