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对党建工作十分重视。他主张从严吸收党员，把新加坡最优秀的分子接纳入党；防止别有用心和素质不好的人混入党内。人民行动党的党员包括工商界、高级知识分子、职工各阶层人物。领导机构则操纵在受过高等教育、有政治斗争经验、与李光耀有共同政治理想和抱负的人手里，形成一个对政治内行、善于组织群众、在人民中有威望的领导班子。李光耀从建党之初就担任人民行动党的秘书长，一直到今。
李光耀把人民行动党的党员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党员，这是绝大多数；一类是干部党员，大约只占党员总数的1%。党内设有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最高机构是中央执行委员会。1954～1957年，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党员大会直接选举，每年改选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共12人。1957年以后，改为两年改选一次，由指定的干部党员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选人全部由上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李光耀对这种选举办法曾作过生动的比喻，他说这是“教皇挑选红衣主教，红衣主教选举教皇”。一般说来执委中马来人占二席，印度锡兰裔占二至三席，其余均为华人，这是按照党员人数的比例而定的，最低入党年龄是十七岁。党员成份包括工人、职员、小贩、技术员，教师（比重相当大）。女党员不到10%。党员中华人占大多数。
人民行动党的党员人数，曾经大起大落。这和每个时期的政治斗争形势分不开的。据统计，1958年该党共有党员17000人，1959年减至8245人，1961年发生大分裂，该党有13名议员退出，另行组建“社会主义阵线”，与此同时，退党和被开除出党的人数也很多，总数高达80.4%，有35个支部支委全部辞职，领薪的23名干部党员竟有19人退党，使该党陷于瘫痪状态。到1952年，该党才开始“复苏”，有730人重新入党。中央指定26名“诚实可靠”的干部党员担任各支部主席。1966年，党员人数发展到14800人左右，其中干部党员不到500名。此后随着政权的稳定，党员人数也逐步上升。
人民行动党从1966年起加入社会党国际。李光耀本人多次参加社会党国际的会议。到了1976年，荷兰工党认为人民行动党“已经变质”，指责该党“侵犯人权”、“虐待犯人”，不应再成为社会党国际的一员，建议把人民行动党开除出去。社会党国际接受了荷兰工党的建议，将人民行动党除名。对此，李光耀曾致函当时的社会党国际主席，指出荷兰工党的指控“纯属虚构”，所谓人民行动党侵犯人权、虐待犯人等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我国的法庭是公开的，谁要对案件提出上诉的话，就可上诉到伦敦的枢密院。然而，并没有人因被殴打，更不要说因被虐待而采取民事或刑事的法律行动”。同时表示人民行动党将退出社会党国际。
自1959年以来，新加坡一直是人民行动党独家专政。它在1980年以前的四次大选中获得全胜，囊括全部国会议席。1984年大选，也只丢失二席（工党的惹耶勒南在安顺区当选，民主党的詹时中在波东巴西选区当选）。1988年大选中，人民行动党仅失一席（民主党詹时中当选）。虽然人民行动党仍牢牢掌握着政权，但李光耀对1984年和1988年的大选还是感到溃憾。1984年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占总票数的62.9%，比1980年大选时该党得票率占总票数75.5％下降12.5%。李光耀认为这是应该引起警惕的。他认为这种情况说明选民虽然还信任和支持人民行动党，但也要向党施加压力，要求它干得更好。他指出历次大选证明“至少有25％的人没有投我们的票”，说明党的浸透力还不够深广，还需要继续提高党的威信、扩大党的影响。
有人提出新加坡应当仿效西方搞两党制，李对此不以为然。他指出：“两党制要行得通，必须是两个政党都信服一些共同的基础原则。”那些原则是：“我们的独立、主权和独特性，以及我国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多种语言、多种文化的特性。”他举例说：“惹耶勒南及其工党就不接受这些基本原则。”“惹耶勒南不以为我们必须有国防和武装力量，他不相信新加坡的主权和完整性。”所以搞两党制行不通。他强调如要搞两党制，两党“要在基本国家利益方面有共同信仰才行”。
新加坡法律规定，五个人就可以成立一个政党。只要不是共产党，都容许存在。1988年共有八个反对党派出候选人参加国会议员竞选，但只有一人（詹时中）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