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一代正是在这些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他们胜利了。
第3章三治国之道
“如果诺贝尔奖设最佳国家领导人奖的话，李光耀一定是得主，而且可能不只得奖一次。”一一这是香港《亚洲周刊》罗伯特·乌德卢(RobertWoodrow)1984年11月对李光耀的赞语。可以说，持这种观点的人，绝不只乌德卢一个。的确，李光耀在世界上被公认是一位善于治理国家的领袖，一位独特的、功绩显赫的政治家。在这里有一点需要明确的：就是李光耀坚决反对马来亚共产党。
新加坡的成就与李氏三十年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新加坡大多数人民肯定他的伟大功绩，敬佩他的才干和魄力。国际上许多专家学者竞相研究他的治国经验，一些国家的首脑也明里暗里在仿效他。李本人多次总结过他的治国经验。那么，他在治国方面到底有什么诀窍呢？
人们认为，李光耀之所以成功是由于他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政策。从他三十年的言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考虑问题、制定政策都十分注意紧密结合新加坡的国情，从不人云亦云，绝不东施效颦。他清醒地看到新加坡地小人少，没有自然资源，是从英国殖民者手里摆脱出来、夹在印度与马来西亚两大伊斯兰势力之间的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多语言的移民国家。他经常强调新加坡这些特点，强调新加坡在政治经济上的“脆弱性”。凡事小心谨慎，精密策划，在国内谋求安定团结，在国外多交友不树敌，终于使新加坡从一个破旧简陋的港口城市变成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达的新兴国家，一颗太平洋上的东方明珠。
在内政方面，李氏最高明的一着就是推行促进各民族团结友爱的政策，千方百计维护种族和谐。他强调各民族要互相容忍。新加坡华人占总人口的76%，李本身也是华裔，稍不注意，就会造成大华族主义，这不仅会受到国内非华族人民的反对，还会引起印度、马来西亚这两个伊斯兰教人口占优势的国家的猜忌和不满。鉴于1964年新加坡发生种族骚乱的历史教训和1969年马来西亚种族冲突导致大流血的悲剧，李氏极力防范此类事件在新加坡重演。由于华族人口占大多数，他首先对华族进行教育，苦口婆心地向他们讲不能搞大华族沙文主义、不能有民族优越感、不能把自己当作中国人、不能以中国为祖国。他告诫新加坡华人一定要明确自己是新加坡人，祖国是新加坡。要同国内的印度裔、马来裔同胞和睦相处，融为一体。在教育、就业等方面，政府对各民族一视同仁、机会均等。不歧视或打击任何一个种族。最重要的是不搞同化政策，不以大欺小。在宗教方面，尊重各民族的信仰自由，各教派都可以宣扬自己的教义，有自己的教堂，可以接纳自己的教徒，进行各自的教会活动。但教派之间不得互相攻评，不能披着宗教外衣搞政治活动。为了便于同外界接触，吸收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促进经济发展，新加坡把英语定为第一语言，也是全国的共同语言。但各族仍可保留自己的母语。学校实行双语制教育，学生们既学英语，又学本族的语言。政府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传统，经常组织各民族文化的展览会、研讨会，鼓励各民族发扬本族的优良传统，以充实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
“居安思危”是李光耀治国的另一大优点。这体现了一个优秀的国家领导人深谋远虑、胸怀全局的思想素质。他不像一些浅薄之辈，取得一点成绩便沾沾自喜、忘乎所以。相反，他时刻想着今后可能会出现什么难题，如何及早准备对策。他经常强调：“要使国民有危机感”，认为只有这样，才会提高人们的警惕性，自觉性。“必须永远保持警惕，并时刻提醒国人认识我国社会的脆弱本质。”—这是他的话。“只有那些有远见的人，才会长期获得胜利。”一一这也是他的话。“我的政治思想是从危机和挑战中提炼出来的。”一一这更是一语道出他对危机和挑战的切身感受了。
实行法治，是李光耀治国的一个法宝。新加坡执法之严是世界闻名的。在这方面，李光耀态度坚决，铁面无私。他强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一旦犯法，就要受到法律制裁，不得有任何例外。50年代，他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就是以“打倒贪污”为口号的，70年代有几位部长级的人物因贪污铛入狱，如一位名叫黄循文的次长，因收受一印尼商人馈赠的价值为2000美元的旅游观光费而被判刑四年，取消在职时的公积金和退休权。这都表现了李光耀不讲情面、不袒护部属、尊重法制、维护法治的作风。又如在禁毒方面，西方国家对贩毒分子虽然也缉拿、判刑，但远不如新加坡严厉。新加坡法律规定，携带15克以上的毒品，即判刑甚至死刑。死刑不是一枪了结，而是绞刑。当然这不只是惩治罪犯本人，而是要杀一做百。李光耀认为，毒贩比一般杀人犯更危险，因为一般杀人犯不过杀死一个人或几个人，而贩毒犯却杀害数百人甚至数千人。成百成千的吸毒者又会到处滋事犯罪，扰乱社会治安，后果非常严重。所以对毒贩要决不手软，坚决镇压。正是由于李氏及其政府打击贩毒的决心大，执法严，使一些毒袅不敢冒然潜入新加坡，对制止新加坡吸毒泛滥起了重要的作用。现在，外国人进入新加坡都不敢掉以轻心，害怕触犯新加坡的法律；本国人也逐渐养成遵纪守法的习惯。这大大促进了新加坡社会的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