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十二人生观及其他
李光耀，世界名牌大学（剑桥）毕业的高材生，三十五岁就当上了总理，而且一当就是三十年，现在仍是位居至尊。他这大半生可以说是功成名就了。但他满足了吗？他是怎样看待人生的？他又是怎样看待个人名利的？在此我们不妨引用两段他发自肺腑、充满哲理的自白，从这里面可以窥视李氏的内心世界和人生观。
“自从经历了50年代和60年代的磨炼和苦难之后，我觉得那样生活（比方说到香港赚钱）是索然无味的。自从我作出了许多生死故关的决定和经历了重重危机之后，我对事物的看法，我的抱负和优先考虑的问题，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而且我相信这种改变是持久的。我的身心和情感结构，也就是硬件方面，可能不会有改变，但我对上天的感应，对荣华富贵的看法，也就是软件方面，却由于我的经历而受到限制。不论硬件（天赋）的贮存量有多大，没有软件（教养），硬件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自1973年以来，我又学到些什么呢？我学到的是更多有关人类和人类社会千古不变的道理，使这些道德升华的各种方法；同时也意识到始终存在着退化甚至崩溃的危险，就像柬埔寨一样。我看到文明社会是多么的脆弱，特别是在东南亚。处在这个瞬息万变、革命潮流汹涌澎湃的时代里，我已经认识到个人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我现在六十岁，比五十岁时更深刻地感受到世俗间一切的荣耀和成功都是短暂的，一切感官方面的享受和快乐都是转而即逝的，如昙花一现，而思想、道德或精神方面的满足则是永恒持久的。”
以上是李光耀在1983年9月六十岁生日宴上的讲话。从这些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经历了世上风风雨雨之后，李氏已把功名富贵看得很淡，他所追求的是精神方面的升华和满足，因为他认为那才是永恒持久的。这些自白也表明李氏的精神世界是丰富而深刻的，很有点大彻大悟的味道。
李氏说过，自从他学了华文以后，他的整个人生观都发生了改变。他深悔学华文学得太晚。李氏是在学会华文之后才到中国伟大的思想宝库中去探索的。在涉猎了中国诸子百家的学说之后，他推崇儒家思想。李氏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较大。儒家崇尚精神、注重道德修养，把物质方面的享受看得较为淡泊，李光耀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视精神高于物质，视永恒胜于一瞬。
李光耀，一米七六的瘦高个，长年打高尔夫球和坚持每天慢跑，身子很结实。他不像许多年过花甲的人那样大腹便便或老态龙钟，而是显得格外矫健。他，细眼睛，扁而略为长的脸，外表并不出众。但是他自有其政治魅力，在世界上获得了许多美誉。
同他触接过的东西方显赫人物，差不多都对他都怀有良好印象。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称赞李氏为“亚洲最有生气的领袖”。泰国诗琳通公主1985年6月访新后，赞扬李“有纪律，知识渊博”。菲律宾红衣主教海梅辛1986年7月同李会晤后，说李“是一位好领袖，是治理国家的好榜样”。美国前总统里根说：“李有巨大的魄力来影响新加坡人民建立共同的理想”，“李的良好判断使许多美国领袖包括我（里根）本人受益匪浅”。前英国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汉宁斯说：“李富有才智、富于献身精神，他一心想使新加坡繁荣，”“他是一个非常严肃认真的人。”
报界对他也有不少好评，如美国《远东时报》1982年曾称赞李为“小国大政治家”，澳大利亚《悉尼晨报》说李“堪称全东南亚最有才干的政治家，机敏、坚韧，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
当然，批评他的亦有。有人说他“像一块钢，毫无弹性”。的确，李光耀对政敌从来是态度强硬，对他们，李是深恶痛绝，不共戴天，坚决与之斗争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对于令他讨厌、反感的事情，他也是针锋相对，绝不肯轻易放过，李对报界以严厉著称，他反对报界仿效英美，常作一些夸大其词甚至造谣中伤的报道。他主张效法日本，认为日本报刊比较实事求是。他不轻易接受记者采访，对记者提一些他认为是无聊的问题十分反感，对国内外一些报刊抨击他更感到恼火。他曾限制美国《时代》杂志在新加坡销售，把《亚洲华尔街日报》在新发行量从500份减少至400份，1987年3月，他对星报集团总编辑陈伟权及星报出版有限公司提出起诉，原因是陈及那家出版公司先后在《星报星期刊》发表两篇“诽谤”他的文章，为此他要求赔偿名誉损失费。同年12月，他又向高等法院起诉《远东经济评论》，因该刊曾影响他不能容忍某一宗教团体，并指责他操纵及对《海峡时报》及广播局施加压力。据说他曾把《海峡时报》报业集团的总编辑彼得·林免职，原因是林手下一些报纸曾批评李限制《时代》杂志销售及让以色列总统哈伊姆·赫尔佐克访问新加坡。李为此极为愤怒。李不惜以总理之尊多次同报界打官司。这在东南亚政府首脑中是罕见的。李自己也承认：“我是好斗的”，“我随时随地准备跟人家过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