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十一居安思危
1989年1月8日李光耀在人民行动党干部大会上提醒国人说：“新加坡自独立以来所面临的四项基本难题永远不会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全部消失。”他所指的基本难题是：安全问题、土地的局限、基本必需品（如米和食用水）必须依靠进口以及人才外流。1988年3月第一副总理吴作栋在一次全国教育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有六项因素可能会导致新加坡走向衰落，必须加以预防。这六项因素包括：要求过高，不愿为长期利益作出暂时牺牲；人口的日益老化；逐渐下降的人口出生率；日益严重的人才外流问题；人口结构的改变，使优秀人才减少；政治领导层不比其他国家优秀。的确，尽管新加坡在李光耀及其同僚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辉煌成就，受到国内外的赞誉。但是也正如他们一再强调的那样，新加坡是一个独特的国家，面积小，没有自然资源；是一个城市国家，一个没有郊区的国度；一个多元民族、多元宗教的国家，由于这些基本因素，新加坡的地位极其脆弱，经常受到内在和外来势力的危害。
政治稳定是经济增长、人民安居乐业的先决条件。李光耀把安全问题摆在四项基本难题之首是有道理的。新加坡独立后二十多年来，在人民行动党的统治下，所取得的成就是大多数新加坡人有目共睹的。那些在李光耀当政之前就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普遍认为李光耀为他们做了许多好事，使他们丰衣足食、有很好的住宅以及优美的环境。然而也确有一些人，主要是年轻人，认为“新加坡在政治上缺乏民主，只是一派掌权，议会中没有反对派”，“李光耀具有独裁主义风格，不能容忍不同意见，从而使人们一味照办而缺乏创造性”。政府在制定政策措施或计划时，那样“无情、功利主义”以及对人民和社会各个方面的过多干预，使人们难以忍受等等，从而招致一些人的不满和批评，乃至少数人乘全国大选之际纠集反对势力，在外国的鼓励和支持下组成反对派。1988年出现的美国驻新加坡使馆一秘等支持肖添寿的事件就是一例。对此李光耀及其政府除谴责美国干涉新加坡内政、对肖添寿采取措施外，还归结于人们在享有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在思想和政治上却过于西化。李光耀曾忧虑地指出“伪西方社会”危机可能比预想来得更快。1988年11月吴作栋在人民行动党青年团举办的晚宴上也指出：“随着人民的日益富裕，受英文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新加坡的成功是因为有一套基本的儒家的克勤克俭和为群体牺牲的精神，而现在新加坡人越来越西化，人民的价值观也从儒家的克勤克俭和为群体牺牲的精神转为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这种价值观的转变，将会削弱我们的国际竞争能力，从而影响国家的繁荣与生存。”他提醒国人“不应受西方文化的同化，而沦为伪西方社会”。国会议员欧进福也就美国干涉新加坡内政问题发表意见，认为：“有些人效法西方强调个人（包括罪犯）或‘小我’的安全与利益，而不珍惜我国建国二十余年来辛苦耕耘所取得的繁荣与稳定，忽略了我国国情和社会结构。他们学了洋文洋语，盲目崇拜，事事企图效仿西方制度、思想与主义，不加选择地引入外国的民主模式、言论自由与人权，企图在我国照葫芦画瓢。”社会发展部政务部长庄日昆呼吁：“年轻一代，不应只学习如何去选择外来知识或思想，还应该时时警戒外国人干预我国内政。”1989年1月24日新加坡《联合晚报》一篇署名元兴的文章也指出：“今日我们的成功，虽然不能否认我们借助于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和西方价值观，但我们固有的传统思想、东方价值观却也发挥了同样作用，但我们现在所忧虑的是我们的基本社会结构有西化的危险，我们的年轻人正渐渐背离东方人的本质。”文章还指出：“很多人完全误解了新加坡，把‘现代化’和‘西化’等同起来，这种观念是错误的。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我们若接受‘全盘西化’，这是很危险的，它会导致我们失去民族的根，失去原有的文化和价值观，失去我们的自信心和认同感，使我们迷失方向，变成失魂落魄的一群伪西方人，最终将给我国社会带来灾难。”同年7月《联合早报》在一篇社论中也指出：“我国目前的政治与社会稳定并非理所当然，威胁政治与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一直潜伏着，宗教和种族的敏感性最近几年来一直受到政府的重视，表明政府在取得许多建国成就之后，仍未放松警惕性，问题是，国民是否具有这方面的共识？”上述讲话和舆论说明尽管目前新加坡的政局稳定，但也潜在着令人忧虑的不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