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对敌、友、我分得十分清楚。对他认为的敌人，绝不留情，必除之而后快；而对他认为的朋友和自己人则很讲人情味。他的朋友都说他很随和，在他家可以随便聊天，跷起二郎腿，抽烟，他毫不介意。对本国人民，李也是很重人情味的，这表现在他的许多福利政策上。李一直提倡新加坡人应做一个有人情味的人，他自己则率先身体力行。
不少人批评李氏“傲慢不逊”，“是个很难与之谈话，很容易被一两句他认为是无聊的话而大动肝火”。的确，李瞧不起很多人，对那些人，他毫不客气，据傲不恭，甚至使其十分尴尬难堪。他在国会中对反对派议员就极尽嘲弄，往往使对方无地自容。他“得理不饶人”，在辩论中那种尖酸刻薄、锐利无比的词锋早已闻名。据说李的洞察力极强，同某人交谈几句，便知该人是智是愚，若是他看得起的人，他是会礼贤下士的。新加坡之所以能够延揽许多“精英”参政，这与李氏爱才求才心切、对贤者厚待分不开。
曾担任李光耀的新闻官长达十六年之久的阿历佐斯说：“李对自己信心十足，他不能想像他的对手能具备跟他相同的学识和技巧。有时这种自信心近乎自大。他觉得他才是治理新加坡的最佳人选，因为他对新加坡问题有深入研究，而且富有丰富的经验。”我们认为阿历佐斯对李的这段分析比较贴切，接近李的实际情况。
李光耀的坦率作风也是出了名的。无论是发表演说、还是同外国人谈话、谈判，他都喜欢直截了当，干脆利落，从不拐弯抹角、拖泥带水。他对虚伪非常反感，要求新加坡人都不要做伪君子、不要文过饰非。强调工作上如有失误，一旦发现，就要设法予以纠正。新加坡1985～1986年的经济衰退，是李光耀及其政府始料不及的。引起它的原因既有国际因素，又有国内因素，而后者是主要的。经过经济委员会的调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工资增长过快，远远超过生产力的增长速度。1986年12月，李光耀在接见美国一专栏记者访问时坦诚地表示，“如果政府在1984年第二季度已经看出我国的经济在第四季度会出现疲软，并在1985年会继续下滑，就不会在该年内将工资调高10%。”对这点必须“坦白地把真相告诉人们，这将使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人民会知道政府不爱耍手段和伪装”。并且指出：“如果未来的情况没有好转，我们就必须去面对它，如果有人能够提出我们如何把事情办得更好，我们就应该浇耳恭听。”
李光耀洁身自爱，反对贪污腐化。据说他在执政之初，就召开了家庭会议，明确表示要为政清廉，请亲戚们不要存有依仗他的权势而发财的幻想。他的父亲一直做钟表生意，没有一官半职，也从未搭股投资承包招揽或介绍什么工商买卖而借机敛财。他母亲1980年8月8日去世时，李家婉言谢绝了人们赠送的花圈挽联，并将所有礼品捐赠给新加坡中央医院心脏治疗组。他的弟弟李金耀、李天耀、李祥耀或当律师或经商，都没有从他那儿沾到任何光。他的妹妹李金满嫁给一个富商，也没有依仗他的权势谋利。在这方面，甚至反对派也没有抓到任何把柄。三十年来，李家没有传出丑闻，这不能不说是李严于律己治家有方的结果。他最痛恨贪污腐化，只要稍微听到一点关于某人有贪污之嫌，就会大发雷霆，痛心疾首。经过核查，如证明某人的确犯了贪污之罪，则不论此人官有多高，功有多大，同他的关系多么密切，一律绳之以法。他对一些蜕化变质的老同僚，同样铁面无私。例如前总统蒂凡那原是他的挚友，又是和他并肩战斗了几十年的同僚，在领导职工会方面“劳苦功高”，但当发现蒂凡那经常酗酒，在接待外宾时丑态百出，他就毫不犹豫地让蒂辞去总统一职。他强调为政清廉是对一个政治家的最基本要求，贪污腐化者绝不能担任政府要职。
李光耀非常厌恶西方青年的颓废、嬉皮士作风和吸毒等堕落行为，因此不允许新加坡青年蓄长发、留胡子。
李光耀生活朴素，不求奢华。至今他仍然住在欧思礼路他父亲留下来的老房子里。1985年3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说过：“我拥有一幢官邸，除了作为官方的酬酢外，我并未用它。我认为正是由于我理家严谨，才使我的家庭成员很有分寸。我最终希望不需要这幢官邸。”李光耀衣着并不讲究，经常喜欢穿白衬衫白长裤，他之所以喜欢白色，是因为白色象征纯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