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谈话表达了他对国际关系的基本观点，三十年来新加坡的对外政策就是按照这一思路去制订和执行的。
根据形势的变化，在基本国策和立场不变的基础上，审时度势，及时改变战略，调整本国对外政策以确保国家的安全稳定和经济发展，这是李光耀的一贯主张。1967年10月他第一次以独立后新加坡总理身份访问美国时，就提出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看法，即“世界重心将转移到太平洋地区”。他驳斥了那种“中国会派军队到东南亚”的观点。反之他却认为，“假若美国把越南这张牌打错了，又在这个地区的其它地方支持退步力量，那么，整个这个地区就可能丢失。”这个时期，尽管英国军队尚未完全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出，但他已经看到美国是太平洋区域，乃至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均衡力量，并且担心一旦美国政策失误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对此李光耀于1970年9月参加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召开的第三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发表演说时作了精辟的讲解。他说：“在60年代结束之前，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铁板一块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分裂迹象。50年代的美国国务卿福斯特·杜勒斯的反共运动已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了。两个超级大国开始直接对话，以消除或减少它们之间的不必要的紧张和冲突。从而导致了防止核扩散条约的签订和进行限制战略核武器的会谈。……这两个超级大国已不再积极寻求其他国家对它们的政治和军事效忠，但它们认为关键性的战略利害关系除外；中国作为一个正在成长而且具备一定核能力的大国而兴起，但它到底能发展到什么程度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工业上强大的德国和日本已东山再起，它们都在追求各自的经济和政治目标。”在这种形势下，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应如何发展？他认为：“殖民主义的结束本身并不能导致社会和经济的进步，它仅仅为这种进步提供了条件。现在有必要重新考虑他们在寻求安全和发展中的存在的问题，找到新的合适关系和新的有效手段，参加不结盟会议的国家占有全世界一半以上的资源，但是它们技术很低，甚至没有技术。”因此，他又说：“我们不很发达的国家必须建立各种组织和机构，促进我们之间更有效、更现实和更实际的合作。发达国家在输出陈旧的技术和工艺方面的竞争愈来愈激烈。我们之间的合作能促使这种竞争变得更有利于我们。”
1973年1月越南和美国经过长达近五年的巴黎会谈，终于签订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美军被迫从越南南方全部撤走，东南亚局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此期间，李光耀指出：“世界局势已从美、苏、中对抗转为对话，昔日的敌人似乎已成了朋友。”“美国正在设法寻求美国、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一种世界平衡，使西欧和日本在这种平衡中站在美国一边。在这个阶段中应该不提自由企业和共产主义制度之间的基本分歧。”“世界要实现和平和繁荣，就意味着大国方面要进行核共处，但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将有超越意识形态、种族、洲和地区的障碍的竞争和合作”，而“东南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寻求一种将使得可以均等地得到经济和社会方面好处的四角平衡”。新加坡则“希望保持完全和平的局面，继续保持它的中立地位”。
1975年印度支那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后，李光耀指出：“美、中、苏将形成一个三角形，在东南亚地区竞争影响，但中国将是三角形的较短的一边。因为它并不像其他两边那么强。要构成美、苏、中三边相等的等边三角形，需要许多时间。”他认为，直到1980年以前，所谓三强鼎立的理论仍然无法定论。
1977年6月李光耀在英联邦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论改变中的列强关系》的讲话，全面地论述了战后世界政治格局。他说：“1945年美国从战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和经济强国；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全世界非共产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且独家拥有原子武器。”他认为：“战后的头十年（1945～1955）是乐观的十年，西欧在马歇尔计划下成功地重建起来，朝鲜战争在经济重建方面帮助了日本，使它成为在美国、苏联之后的世界第三经济强国。1955～1965年的第二个十年里，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成为富裕社会的开端，尽管帝国一一崩溃，欧洲（包括英国在内）反而更加繁荣起来。第三个十年（1965～1975)是衰退的十年，这个时期充满着政治混乱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美国卷入越南战争，越南战争加速了世界通货膨胀，导致人们对美国的信心发生危机。1973年10月第四次阿以战争爆发后，实施石油禁运，西方国家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危机和一场它们长期未从中完全复元的经济衰退，而且使不断成长和繁荣的时代宣告结束。在第四个十年里，美国、西欧和日本发现它们的经济处在一个不良的状况中，过去一切基本设想再也不能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了。在战略和经济两方面，有许多地方都弥漫着神秘莫测的气氛。但是共产党人却取得了胜利，越南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大共产国家，而苏联、东欧和中国都没有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因此东南亚的非共产国家下定决心保护自己，以免在共产党游击队夺取政权后它们会遭到同样的厄运。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都感到迫切需要促进经济合作，加速经济增长、消除贫穷，团结一致共同应付新问题。”李光耀的这个讲话不仅从历史、也从战略和经济方面分析了整个国际形势，同时也表达了他对以后十年形势发展的一些忧虑。正像在这一年他对一名BBC电台的访问记者说的：“如果你认为我对新加坡在未来五年或十年的安全问题都不担心的话，那你是对的，事实就是这样。至于十年之后的情况，我实在也没有兴趣去作任何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