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是新加坡领导人不顺利的一年。这年7月流传了一股有关李光耀健康的谣言，导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股票价格暴跌三天。10月，连续担任财政部长十三年的六十七岁的韩瑞生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六十八岁的第二副总理拉贾拉南在联合国开会时心脏病突然发作，只好到伦敦做了心脏三联搭桥手术；六十五岁的第一副总理吴庆瑞因病进入新加坡中央医院接受治疗。11月，李光耀本人在出席英联邦首脑会议期间因痔疮出血不得不缩短访问新德里的日程，这一系列有关老一代领导人的健康状况证实了李光耀在接班人问题上是有远见的，措施是得力和及时的。
从1980年至1984年，新加坡内阁几经调整，具有潜能的七位第二代国家领导人“已经踏上人民行动党的快速跑道”，经过三、四年的考验和锻炼，他们中有五人即陈庆炎、吴作栋、达纳巴兰、王鼎昌和艾哈迈德·马塔尔“仍在奔路”。1983年第一代领导人的健康状况进一步加重了李光耀的紧迫感。1983年8月，他在国庆群众大会上明确指出：“吴庆瑞博士、拉贾拉南和我都认为党和政府的自我更新的步伐不能放慢，”“我和我的资深同僚已经是六十开外接近七十岁的人了。”他谈了年前几位领导人的健康状况后说：“黄色讯号灯已经亮起来，”“公司总裁必须把职权顺利地移交给继承者，以确保公司的稳定发展。我有责任为新加坡这么做。”同年11月，他在接见当地华文报纸44位新闻工作者时谈到大选自我更新问题并指出：“我还有十年时间，到七十岁还可以工作。这十年内，我会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呢？主要的工作都办妥了。我最重要的目标、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我想，号召、选举、试验一批有才干的、可靠的、有立场的、肯做事、敢做事的人，让他们连续下去。”他在另一个场合还说：“我们晓得，新一代领袖必须经过几年的亲身体验，才能获得人民（对老一代）同样的尊敬。老一辈领袖的责任就是尽量解决各种艰难敏感问题。”12月，即大选前夕，他再次接见记者在谈到这一次大选以及参加竞选的人选问题时说：“一个有潜能的部长人选，必须能够全面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必须有才干。此外还必须具有稳定坚强的品格，坚强并不等于一定要有侵略性；而是指能面对很大的压力，照旧发挥力量。但最重要的是这个人的动机。他为什么要参政？”接着他指出：“动机有三种：一是为利；二是为名；三是为正义。”他认为：“必须要端正从政的动机，如果是为了名和利而从政，当形势不妙时，这种人便会放弃。”“最重要的是必须肯为正义而奋斗。”李光耀就是以这种标准去物色、遴选、考验新一代接班人，他要求他们肯于牺牲自己、不怕死，愿为新加坡的稳定、繁荣而奋斗。
当他谈到新一代领袖的处事方法、作风与老一辈领袖不同时，他说：“老一辈领袖认为对人民有利的事，他们之间商量后便劝导和鼓励人民去做，事实证明其效果比他们预想的还好；而新一代领袖则把问题提出来大家商量，广泛收集人民的意见。”对这一点，他认为：“新一代领袖是不同的群体，他们有自己的品格与特性。”他们当中有些他已观察了八年多，有些则同他紧密工作了四年或五年之久。他说：他“曾经同第一副总理吴庆瑞和第二副总理拉贾拉南讨论过这些问题。他们认为或许是双方相差一代，或许性格截然不同。”又说：“我们（指老一辈领导人）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时期的产物。日本人入侵，整个社会在一夜之间被摧毁。我们白手起家，根据我们的世界观重建家园。”接着他说：“我就是我，他们是他们。”这段话充分地说明李光耀非常注重现实，他既分析了两代人作风不同的原因，又表达了他对新一代人的理解和信任；并且认为新旧接替是国家的需要。他再三强调年轻领袖必须是：“能干；有良好品格、稳定、坚强；有正确的从政动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领袖三要素”。
他的一切为国家前途着想的宽阔胸怀和对新一代情真意切的态度感染了很多人。那些对新加坡独立、国家建设作出贡献的老一辈有何理由眷恋权位而不思引退？那些被遴选、被委以重任的新一代又有何理由不竭尽全力为国家工作？当时担任人民行动党第一组织秘书、内阁部长的吴作栋在行动党乡东区及市东区庆祝建党三十周年大会上曾讲到李光耀表示四年之后不再担任总理的原因，吴说：“答案在于他的伟大。”吴还举三个例子说：“一名与总理交往甚深的退休英国空军元帅（他在我们独立前在新加坡服务）最近告诉我，总理有一次谈到，他（指总理）就像一棵大榕树，在大树的树荫下，没有小树可以长大。我记得，当我们庆祝人民行动党二十五周年时，杜进才博士也讲了同样的话，只要榕树存在一天，在它的下面，没有一棵小树可以长大。”他接着又说：“总理完全了解他们在新加坡无所不在的影子。他三个星期前告诉我，这就是他认为早退比晚退好的原因。他要让年轻的新加坡人挺身出来，分担90年代的国务。他要他们成长。”最后吴作栋号召：“年轻的新加坡人应当作出反应，”“我们现在就开始自我更新，在总理和他的老队伍离去时，新加坡就会有一批有经验的议员和国家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