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他们这一代领袖当政，素以廉洁、公正和效率著称。当遇到令人难堪和困难处境时，从不避重就轻、敷衍了事，甚至不惜在1966年11月开除一名前内阁部长，忍痛指控一名政务部长。人民行动党的党员、国会议员和部长们，从未滥用他们的职权营私舞弊。
四、政府的政策应从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即使在短期内不受欢迎，也应坚决付诸实施，决不应为了讨人喜欢而放弃原则。
五、广泛分摊利益，不允许剥夺人民应有的生活条件。反对垄断集体的成果，专门供少数人享受。
六、努力争取成功，无论反对势力多大，困难多多，都要保持冷静，做实际的研究、评估，找出解决的办法，明确方向，全力以赴去解决，决不屈服。
李光耀认为这六项基本原则是“金科玉律”，说起来容易，但实践起来，却非常困难。他特别强调：“要在公事上保持绝对廉洁，要认真和极力地恪守不偏不倚、大公无私的戒律。”“一旦部长或内阁对营私舞弊的不端行为加以宽恕，腐败就会产生。”“新加坡的生存，全靠政府部长和高级官员的廉洁和效率。”
第三部分关于新陈代谢问题，他说：“我们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新陈代谢问题。”“在80年代的后半期，有能力肩负起领导新加坡进入90年代这个重任的一批领袖，必须担任重要职务。新加坡的最优秀人才必须集中起来组成一支坚强的队伍。”接着他指出新老一代领袖形成有着不同的过程。老一代领导人为了摆脱英殖民主义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建立公正平等社会的理想而结合在一起。他们志同道合，具有无限的活力与热情。然而淘汰是必然的，有些人缺乏信心和勇气半途而弃；有的被种族暴乱风潮吓倒；有些人不能胜任而告退；有的因病或年老而故去，最终筛选出目前掌权的这一代人。
最后他提出：“我们必须为把治国重任交给年轻一代领袖的这个过渡程序做好准备。他们不但要接管内阁里的重要职位，还将接管公共服务、新加坡武装部队、警察部队以及法定机构里几乎同样重要的职位。”他还表示：“我不怀疑将来会出现比我这一代所面对过的更加严重的危机。这些危机对年轻领袖是一个考验，并且锻炼他们。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当危机降临时，他们会不会团结一致，像打橄榄球那样，形成一个领导核心，对任何过错能集体负责，若取得成功，则分享功劳。”
这篇文章不啻是对人民行动党建党二十五周年和李光耀执政二十余年的总结。它正式宣告老一代领袖即将逐步退出政治舞台，新一代领袖即将开始接班。
1980年12月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举行执政后的第五次大选，经过多方网罗人才，人民行动党提出18名新秀参加竞选。与此同时，有11名老议员让贤，其中包括杰出的党、政领导人林金山，有从1963年起就担任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内阁社会事务部长的奥斯曼渥和老国会议员耶谷等。
1981年1月随着大选的胜利完成，李光耀开始着手改组内阁。第一代领导人林金山、奥斯曼渥、杜进才和易润堂辞去了部长职务，第二代领导人有五名当上了部长。他们是吴作栋、王鼎昌、陈庆炎、达纳巴兰和林子安。尽管在15名内阁成员中，他们仅占三分之一，然而他们五人中有三人，即吴作栋、王鼎昌和达纳巴兰均身兼二职，掌管着贸易及工业、教育和外交等重要部门。此外新当选议员的新秀黄贵详、李玉胜等也进入政府领导层，初步实现了李光耀提出的“把最好的人才聚集在一起”，“交给他们重担”，使他们成为“一个愉快胜任、紧密结合的班子。”
与大选同时进行了另一项工作，即人民行动党的自我更新。1980年12月7日党召开了干部会议，选出了12名中央执行委员和2名候补委员。翌年1月他们进行了分工，结果决定让年轻领袖担任重要的职务。王鼎昌任主席、林子安任第二副主席，陈庆炎任第一助理秘书长，吴作栋任第二助理秘书长，达纳巴兰任第一助理财政。而党的元老除李光耀和蔡善进仍保持原职，即秘书长和财政外，其他人都进行了变动。如原第一助理秘书长王邦文改任第一副主席，原主席杜进才和原第二副主席吴庆瑞都退位让贤，只任中执委。到1982年11月吴庆瑞、杜进才和一直担任中执委的拉贾拉南和李炯才四人退出了中央执委会。当然正如前文所说，退位让贤总有个痛苦的过程。为了表达自我更新的决心，1981年3月李光耀再次在人民行动党的会上说：“这次会议是一个分水岭。由我党创办人在党的会议上主持讨论和制定解决方针，这将是最后的一次。到80年代下半期，这一批建党的中坚分子将不会像从前那样到这里来处理党的会议事项。”“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有几个执委对我们自我更新是不是应该达到这个程度产生怀疑。我相信，我们所作的决定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