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新加坡的报刊也纷纷发表评论，认为这是新加坡历史上一个“真正的分水岭”。“它标志着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工作已告一段落，在新旧更替的领袖递擅中，新的领导班子即将从党内元老手中接过领导权，领导新加坡走上一段新的征程。包括高级部长拉贾拉南、律政部长巴克在内的十四位政坛元老和议员宣布退位让贤，人民行动党派出竞选的全部候选人中有四分之一是年轻新手，为领导层年轻化铺平了道路。这次大选的胜利，不只是显示选民对新一代领袖的政绩的肯定，也表达了选民对新一代领导层在过去四年治国成绩的赏识，更反映出新加坡模式的权力转移的成功。”
一些评论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政府的过渡都是一件艰苦的事。自我更新基本上要面临两个难题：一、是否能够找到足够的、有能力而又愿意作为接班人的青年俊杰；二、如何使那些曾经为新加坡繁荣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心甘情愿地让位给其他人。”这一评论确实说出了问题的实质，也就是世界上许多国家不能处理好新老交替的症结所在。1988年8月，即在此次大选前不久，李光耀在人民行动党大会上指出：“这个过渡不是没有痛苦的。对于新一代领袖来说，这是一个考验，考验他们是否有能力面对老一辈领袖给予他们的重托；对老一辈领袖来说，痛苦在所难免。从理智上讲，新老交替是应该的，但从感情上讲，新一代能否确保他们的成就会在他们引退后不会消失？”这寥寥数语，不仅道出了已经引退者的心声，也说出了他们自己此时的心情。1984年10月2日新加坡的《南洋·星洲联合早报》在“时观”栏内发表一篇题为《尧以不得舜为己忧》的文章，精辟地阐述了李光耀在接班人问题上的作为，文章是这么说的：“9月30日，行动党两年一度的大会选出了新一任的中委，王邦文、蔡善进和巴克三位老将都退出中委的班子，他们的位置由新人顶上。……在新的中委中，李总理是硕果仅存的一个。不过，正如他自己所说：“有一天也会轮到我。”老战友，旧同胞，走的走，退的退，唯独总理仍掌舵，好事之徒，不免会因此动用丰富的‘想像力’，绘声绘色，说他意在制造‘王朝’，但有识之士都能理解李总理此刻的心情，而且也能深深体会这位开国总理的良苦用心。为了确保国家托付得人，他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请自己的老同志让位给新人。为什么？我们应当反复咀嚼总理所说的这番话：‘在还能高度机警和充分掌权的时候转交权力，我们才能确保接班人具备可以贼予权力的基本素质。相反，紧握权力不放，直到体衰力弱才让人强力把权力夺走是无济于事的。到时，我们将无权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文章接着说：“一个民主国家的领袖对政治接班的问题为什么这么放心不下？仔细想来，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正是中国人所谓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政治家胸怀的反映。”
李光耀关于挑选、培养接班人的思想并不是近些年才提出的，早在1967年4月他在东亚基督教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谈到培养青年领袖的问题时就说：“在殖民统治下的亚洲，不存在领导人的问题。但今天却真正存在着领导人和接班人的问题。”“第一代，即引导这些国家走向战后独立的一代人正在消亡，”“新的一代已经成长。”“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着接班问题，除非你们希望长期处于无政府和混乱状态，否则你们就必须创造一个自我延续一一不是自我永存，而是自我延续一一的权力结构。”这里李光耀特别强调了自我延续一词，也就是后来人民行动党提出“自我更新”的问题。当时李光耀当总理才八年，年方四十四岁，正是如日中天之时，而与他共同创建新加坡国家大业的几个主要领导人，最年长的如拉贾拉南也不过五十岁出头，他们都处在政治成熟、经验丰富、精力充沛时期，为国家大业做贡献的时间还长。而此时李光耀提出这一问题，确实显示了他的明智和雄才大略。
70年代初，人民行动党开始有意识地在政府机构、工艺学院和选区公民咨询委员会物色人才并吸收他们加入人民行动党，以参加1972年9月举行的第四次大选。现任第二副总理、人民行动党主席王鼎昌和环境发展部长艾哈迈德·马塔尔就是在这期间被选中的新秀。
王鼎昌，1936年生于新加坡，195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华侨中学，后又留学澳大利亚，在阿德莱德大学学习建筑绘测和市政设计学，1961年获学士学位。经过四年工作后赴英国利物浦大学进修市政设计学，获硕士学位。1967年回国在设计局任职，不久即调任国家及城市计划局，负责推行联合国发展计划（特别基金）的一个城市重建和发展方案，协助制定一项长期全面规划方案，作为未来新加坡发展的指南，同时被任命为中央区规划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