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书》公布了双语教育制度的效果，认为硬性规定学生学好两种语言是不恰当的，由于学生的智力不同，结果学生减少率很高。同别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更为明显。例如在新加坡，只有71％的小学生能上中学，而台湾却有92％的小学生能升中学，日本则为100%。《报告书》得出的结论是：“当前教育制度僵化。根据现在的双语政策所制定的课程内容多难度大。在适应12%～15％高材生的教育制度里，能力差的学生非常受歧视。双语制的各种问题集中起来，主要是缺乏特定的目标，教学效率低下，教育部指挥不力，各种倡议都来自最高领导，基层和中层很难参与制定。”
《报告书》建议规定一个最低的成绩标准，培养起码具有一种语言读写能力的中学毕业生。并提出三种辅助学生学习的办法，即（1)为在小学毕业考试中不及格的学生开设特别小学班，以掌握一种语言的读写能力为培养目标(2)减轻学生学习负担，把第二语言教学放在次要地位，开设五年制中学；(3)原来为智力一般和拔尖学生开设的课程不变。
李光耀对这份《报告书》表示基本满意，例如同意照顾一般智力的学生，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提高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等。但他认为美中不足的是《报告书》未涉及两个重大问题。这两大问题一是对学生道德品格的培养，二是如何获得“足当公民典范”的教师。他强调教育中德育最重要的，应当放在首位。培养学生必须首先培养他们尊重家庭、搞好人际关系的东方道德观念和伦理观念。此外，还要培养一批堪称学生楷模的优秀教师。他强调教师是“道德精神和社会精神的支撑者”，“教师必须是受到社会尊敬的人”，“必须既成为学生道德品质方面的导师，又善于向学生传授知识”。他同意双语教育不能要求每个学生都达到“双优”的观点，事实上也不可能。最多只能是精通一门，粗通一门。智力差的，只能要求他学好一门语文，能够适应工作需要就成。他不同意《报告书》的一个结论，即有关“语文接触时间”。《报告书》认为华校有些课程虽然也用英语讲授，但对提高学生的英语程度不见得有多大帮助。这是因为学生接触英语的时间不够多。李氏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可能有其他原因：一是华校老师的英语水平不高，又未受过英语专门训练，讲课时英语讲不通就改用华语；二是学生接受英语授课的时间短，所以还未看出效果。李氏认为这些原因都是可以消除的，问题不难解决。
根据1984年统计，新加坡全国在校学生总数为52.8万人，几乎占了全国总人口260万的1/5。其中小学生29万人，中学生18.8万人，中专生1.4万，大学生3.6万人。1986年全国教育经费预算是17.9亿新元，占政府总开支8.1％
近年来，李光耀的优生论受到国人尤其是职业妇女的强烈反对。李氏过去提出的各种政策措施和主张，几乎都得到一致的拥护，很少人反对。可是他的优生论却不同。原来李氏主张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妇女应该多生育，文化程度低的妇女则要少生育。他根据遗传和优生理论，强调人的聪明才智有80％同遗传有关，20％同教育与环境有关。他认为文化程度高的妇女生的孩子智商高、素质好，而且家庭教育环境也比较优越，所以孩子的发展前途远大。相比之下，文化水平低的妇女则恰好相反。所以，他主张学士妈妈和硕士妈妈要多生。这可得罪了新加坡的广大妇女，许多妇女认为他管得太宽，歧视文化层次低的女同胞，于是强烈反对。偏偏也怪，新加坡的高级知识妇女都不愿多生孩子，怕多生孩子会影响自己的事业。研究生以上的女性还有一个找对象难的问题。原因是新加坡过半数的男士不愿意找学位比自己高或者相同的姑娘为妻，怕这么一来，夫妇在家里平起平坐，男人在家庭中失去主宰地位和尊严。他们大多愿意找比自己学位低、才能差的女性为伴。李光耀对这种心理和现象十分焦虑，批评这些男公民有大男子主义，其实学位高的妇女不见得会在家里称王称霸，成为河东狮，把丈夫弄得抬不起头来。他还以自己为例，说他们夫妇俩就是同等学历，都是世界名牌大学剑桥的高材生，都是律师出身，但他家和睦幸福，自己从未感到有被妻子压倒以致失去男子汉大丈夫尊严的时候。
说归说，做归做。新加坡的高级知识妇女难嫁，依然是当前一个社会问题。这些人即使结婚，一般也是晚婚、晚育和少生。新加坡人口发展趋势与西方国家类同，即单身男女越来越多。据1987年统计，三十至三十四岁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中，未婚者占31%，二十五岁至二十九岁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中，未婚者达63.7%，这个比例可以说相当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