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李光耀经过认真的观察和分析，发现新加坡虽然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大有改善，但西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生活作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尤其是受英文教育的上层人士，更是洋化得厉害。他痛感“西方书本和电视所灌输的个人主义、唯我独尊思想已使部分新加坡人变得贪图享乐，凡事只考虑自己，把家庭、父母、子女都看得很淡薄”，认为“这是80年代的危机”。他一再呼吁：“要保留我们的基本价值观念”，“保留一些传统优秀的生活方式和哲学思想”，并警告说：“如不注意，到1990年，我们将变成一个完全不同意义的新加坡，外表上看起来很繁荣，但在一切有关促进家庭的团结和神圣的文化精神上，社会力量上，都会逐渐软化。这些力量软化了，消失了，一切危机也就会发生。”
正是出于这些问题的深切忧虑，李光耀在1982年提出在中学增设儒家伦理课程的建议。根据这个建议，新加坡于同年宣布在中学三、四年级的道德教育必修课一一宗教知识科目中，增设儒家伦理课程。政府和教育部门事先进行了一系列周密的准备工作。
1982年6月，当时的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吴庆瑞博士率团前往美国和一些华裔学者商讨有关推行儒家伦理教育问题；1982年7月至9月，又邀请一些海外著名儒学专家访问新加坡；从同年10月开始，政府通过报纸、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对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这个课题展开了全面的、公开的讨论；成立儒家伦理教育委员会，协助教育部确定哪些儒家思想适合新加坡现实情况，以及编制课程教学大纲等工作；1983年成立了儒家伦理课程教材编写小组；1984年开始在15所选定的中学进行实验教学；1985年英文版儒家伦理教程在中学全面推广。
现在，这一课程得到了教师、学生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并培训出一批师资。1987年，全新加坡以华文修读儒家伦理的中学三年级学生约有5000人，以英文修读儒家伦理的中学三年级学生约有700人。
近两年，李光耀考虑的重点依然是思想建设问题。他认为新加坡在经济发展方面“比较有把握”，但在思想建设方面，还要下一番工夫。他一再提醒国人：学习外国不能忘记本国。虽然强调新加坡要向日本、美国学习先进的科技知识和经济管理经验，但不能把自己变成日本人或美国人。“新加坡必须保留东方的价值观和东方的生活方式”。
1988年1月，李光耀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对当今英美社会一些价值观和作风再次表示叹息。他说，新加坡要赶上西方的科学发展水平，但对西方的文化以及生活方面实在不敢恭维。他强调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是经得起考验的，不应轻易放弃。
1988年8月，李光耀对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学院的学生发表题为《新加坡的改变一一明显和潜藏的变化》的讲话，在讲话中重申儒家思想对培养人的素质有巨大作用，国家的成功不能只靠一个能干的政府，还要靠人民的良好素质。他呼吁家长们要向下一代灌输东方的价值观；强调要遵循儒家的伦理观念，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父母和下一代负责；还要发扬儒家倡导的吃苦耐劳精神。李氏认为儒家思想是有国家性的，它在日本、台湾、南朝鲜和中国大陆都颇有影响。他预言新加坡如能坚持十至二十年不受西方思想的侵蚀，仍能以儒学指导行事，则新加坡一定能继续取得成功。
除了在学校进行儒家思想的教育外，报纸也积极配合宣传。新加坡报纸曾多次发表各界人士赞成推广儒学思想的文章和讲话；政府还成立了东亚哲学研究所，对儒学进行专门的探讨研究。1988年8月，该所举办了一次《儒学发展的问题及前景》研讨会，邀请海峡两岸和在美国、日本以及香港的四十多位儒学专家赴会，其中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学者和台湾东海大学哲学研究所蔡仁厚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刘述先等。虽然大家对儒学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会议气氛热烈，大家各抒己见，坦诚相对。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所长吴德耀先生对研讨会的结果表示满意，他在致词中特别提到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开会并联合发表宣言，该宣言向世界呼吁：21世纪人类要生存，就必须吸取二千年前孔子的智慧。
作为李光耀的接班人，新加坡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吴作栋也是儒家思想的积极倡导者。1982年2月，他提出“新加坡不仅要成为一个卓越的城市，还要成为一个优雅的、有教养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