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保健是有关国计民生的一件大事，新加坡在这方面同公积金制度和“居者有其屋”计划一样，采用了优于许多国家的办法。
新加坡早年的医疗制度，延用了英殖民政府的办法，全部由国家负担。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需求的增加，国家的负担日益加重。1982年李光耀提出应该仿效日本，实施日本的公司福利主义，他认为：“新加坡应该逐渐摆脱国家福利制度，让公司负担更多的工人福利。例如，通过全国保健计划，用中央公积金缴纳率中的6%（雇主与雇员各负担3%)资助患病工人的医疗费。”对此他详细解释说：“我们要推行的不是医药保险计划，不是像美国那样，所有医药费，包括验血、验脑、X光费用都列入保险费中，使保险费越来越高。我们要推行的是医药费储蓄计划，这笔医药费储蓄是用来支付三等床位的费用，即只缴付医护费、电气和水的费用。”“我们用公积金的6%，即雇主3%、雇员3％作为医药储蓄，如果你没有进医院，那么到你寿终时，这笔储蓄就可以留给你的继承人。”李光耀认为利用公积金作为保健储蓄是健全的政策。如果不实行保健储蓄，不列入公积金账户，而实行健康保险，那么，每个人都将获得全部免费的医药治疗。“这在理论上行得通，而实际上却和欧美健康保险计划一样，后患无穷。因为人们将不会有个人的责任感。就好比到酒馆吃午餐，大家付同样的钱，任你大吃大喝，尽量多拿。大量食物因而被浪费掉。因此，健康保险计划在欧洲造成巨额浪费。甚至日本也得在今年规定病人缴付至少10％的医药费。”1983年这项保健储蓄计划被提交国会批准并付诸实施。尽管如此，政府每年花在每个国民身上的医疗保健津贴仍然很多。1985年每个国民的医疗保健津贴为162新元，1987年随着医疗设备的完善和医疗水平的提高，医疗津贴提高到181新元。近年来政府鉴于保健储蓄不足以支付重病患者的医疗费，经过多方讨论，决定从1990年起实施重病保险计划，即按照年龄保险人每月付出一至八元保险金，由中央公积金局负责掌管。保险人如患了重病，医疗费就有了保证。
总之，新加坡人特别是中、低入息的人通过公积金制度、“居者有其屋”和保健储蓄计划，能够享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人民所享受不到的福利。
第7章七儒家伦理
作为一个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李光耀早就意识到一个国家如果只有丰富的物质生活和高超科技，而缺乏能使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的精神力量，那是非常危险的。那样的国家“将难以抵御各种天灾人祸，最后必会走向瓦解崩溃”（李光耀语）。
李氏在70年代初，就公开表示担心新加坡人特别是青少年受到西方腐朽堕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他认为国人多数读英文，接触英美的报刊杂志和电视电影日益增多，其中暴力、色情、吸毒、颓废等图片和镜头时刻腐蚀着人们的心灵。如果不加以防范和抵制，后果将不堪设想。1972年11月，他在一个记者俱乐部的宴会上发表讲话，特别谈到他访问哈佛大学时的所见所闻。他描述了那里的青年男女漠视滥交、吸毒和西方社会婚姻混乱、家庭破裂、孩子被遗弃等情况后，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对时下流行的歪风加以预防，使我们不受沾染”“我相信最安全的办法是在文化上加以防范，只要我们的青年及早受到自己传统价值的熏陶，我们对西方的歪风和偏差，就可以旁观而不受其害”。当时，他就主张从儿童教育抓起，要让孩子们从小就懂得：“有些基本的传统道德是应该牢牢遵守的。”要让他们懂得：“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应该羡慕的？什么是应该鄙视的？”还应该让他们分清：“谁是英雄？谁是坏蛋？”
李光耀为寻找一种适合于指导新加坡的政治哲学，涉猎了古今中外许多著作。他对历代各大思想家的学说进行比较分析后，极力推崇中国儒家思想。他说：“儒学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套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目的是维护世俗社会的秩序。”他相信正确运用儒家的原则，可以维护新加坡的统治和发展，李光耀对孔子的伦理观十分赞赏，认为这是解决人际关系的最好原则。他曾表示：“孔子的五伦很重要，孟子后来加以阐释：五伦即五种人际关系。父子有爱、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他认为按照孔子这些原则去处理人际关系，会收到良好的效果。李把五伦中的君臣关系改释为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也可以看成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