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积金制度是新加坡特有的一种制度，实际上它是一种强制性储蓄，由中央公积金局统一管理这笔储蓄，并向存款人每年支付6％左右的年息。公积金缴纳的比例、使用范围和方法均由中央公积金局统一订出，提交国会批准后予以实施。按公积金制度规定，任何一个雇员或受薪者，按每月工资的定比例进行必要的扣除；雇主（私人企业或政府部门）也需按雇员或受薪者工资的比例每月拿出一笔资金，统一存入公积金局，记在雇员或受薪者（公积金会员）名下。这项制度始于1955年，当初为了积累雇员的退休金，规定凡月收入在200新元以上的雇员均按月工资由雇员和雇主各付5％作为公积金，收入低于200新元的雇员不予扣除，由雇主替其缴纳应付款项。一直延用到1968年。1968年是新加坡经济开始迅速发展，国内政治稳定，各业兴旺，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之时，于是政府决定增加公积金交纳比例，并配合实施“居者有其屋”的政策，允许公积金会员利用公积金购买政府廉价组屋。此后随着经济的发展、雇员收入的不断提高，公积金缴纳比例不断提高和使用范围也不断地扩大。例如雇员和雇主公积金缴纳率：1955～1968年为各缴5%;1968～1970年为各缴6.5%;1971年为各缴10%;1972年为各缴14%;1973～1976年为各缴15%;1977年为各缴15.5%;1978年为各缴16.5%;1979年为雇主缴纳20.5%，雇员缴纳16.5%;1980年雇主缴纳20.5%，雇员缴纳18%;1981年为雇主缴纳20.5%，雇员缴纳22%;1982年为雇主缴纳22%，雇员缴纳23%;1984～1985年为双方各缴纳25%；到1984年公积金存款总额已达226亿新元。1985年新加坡经济突然滑坡，为了摆脱经济困境，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中央公积金局决定在今后两年削减雇主公积金缴纳率至10%,1987年7月由于经济的复苏，政府宣布较长期的缴纳率由原缴纳率的50%（雇员雇主各缴25%)降为40%（雇员雇主共缴纳数），从1988年起五年内逐步使之回升到这一比例。
按照规定，公积金储户拥有普通账户和特别账户两种形式，普通账户拥有公积金存款的92%，其中80％作为日常生活费用，可用于购买住房与付保险金等；12％作为医疗费用；特别账户拥有公积金存款的8%，是为将来退休后享用的。随着公资金积累的增加的普通账户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除用于购买住房外，1978年政府还鼓励储户购买巴士公司债券；1981年政府又提出储户可购置产业和房屋保险；1986年又允许储户提款购买股票，以上措施，使相当数量的储蓄金投入企业，增加了投资总量；1988年8月政府又允许储户用公积金存款支付本人或子女受高等教育的经费（在本国的大专院校），1989年7月政府又同意储户提现款支付由储户抚养的兄弟姐妹的教育费用，不过必须在十年内以现款摊还贷款和利息。这些措施使那些收入不高、无力供养子女或兄弟姐妹受高等教育的家庭受益匪浅，也扩大了高等教育的范围。
总而言之，公积金制度不仅给新加坡人在住房、教育、医疗卫生和退休养老等方面提供了保障，而且促进了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利用公积金购买政府债券，加强基本建设，包括建造政府组屋、修建公路、地铁等，促进了经济发展，增加了就业机会。
解决居民住房问题是令世界许多国家苦恼的难题。英国从1970年开始鼓励低收入家庭购买公房，但效果不佳。欧美发达国家的公共住房是专为低收入家庭建造的，但都以租赁方式分配给没有能力购房的家庭。新加坡，这个昔日被视为世界的贫民窟（据统计，在1959年全国150万人口中有25万人住在贫民窟，33万人栖身于简陋房屋中），今天在李光耀的领导下，实现了“居者有其屋”的目标，有85％的居民拥有自己的住房。按照李光耀及其新一代领袖们的设想，十年之后，即2000年，新加坡将宣布，新加坡人已经全都拥有了自己的住房。难怪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达纳巴兰在一次国会讲话中说道：“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够像新加坡这样，使得一个国民在离开学校工作两年便可以购置住房”，“一个月收入500元（约250美元）的工人完全有能力购买一套三房的组屋”。并且宣称“过去我们是赶建大量住房，尽快提供辅助设施”，今天“我们可要强调素质”。正如香港《亚洲周刊》1988年4月的一篇文章所说：“新加坡的公共建房举世无双”，“这正是新加坡执政党引以为自豪的事”。
新加坡是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在620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居住着260万人口，平均每平方公里将近4200人。60年代以前，大多数人居住在矮小狭窄、拥挤不堪、又脏又乱的贫民窟中，殖民政府对此束手无策。1959年人民行动党执政后，即把屋荒、就业和教育列为亟待解决的三大问题，李光耀非常明确地指出这是关系到“新加坡经济、社会、政治和安全”的大问题。为此新加坡政府于1960年2月1日成立了解决住房的专门机构一一建屋发展局，负责统筹规划建房事宜，该机构隶属国家发展部，赋有计划、营建、管理公共住房的权力。建房发展局成立后，制订过五个五年建房计划，截至1985年，共建成住房近60万套，解决了近80％人口的住房问题。在即将完成的第六个五年建房计划（1986～1990)中，预计建成13.1万套住房，到1989年上半年全国已有87％的人口住进了公房。这不但使新加坡的严重屋荒问题成为历史，而且还使迅速崛起的建筑业成为70年代推动新加坡经济腾飞的三大支柱（炼油业、造船修船业和建筑业）之一。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在“自成体系兴建居民区”原则的指导下，在郊外兴建卫星城镇发展工商业；在市内拆除旧建筑，消灭贫民窟、建设新住宅区。并注重各项配套设施的建设，如空地绿化、修建公园、建造儿童游乐场、商店、学校、医院及其他生活服务设施，新加坡因此获得了花园城市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