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6年下半年到1987年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新加坡的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全面复苏，这充分说政府采取的节制工资、降低各种税收和资方公积金交缴率等以减少成本，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措施得力；同时还考虑长远利益，对投资的方向提出更高的要求。1986年制造业总投资额激增27%，达14亿新元，其中12亿新元来自国外，投资的方向主要是电子和电子配件、加工金属产品、机械和化学工业等一些技术含量高的行业，从而纠正了投资结构上的偏差，使制造业得到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得利于当时的国际环境。1980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作为国际主要货币的美元一直坚挺，日元和欧洲货币对美元贬值，到1985年2月，日元和欧洲货币转趋坚挺，同年9月西方五国联合干预汇率市场后，美元“一泻千里”，导致日元、欧洲货币对美元的大幅升值，新加坡币随着美元的新值而对日元贬值33%，对欧洲主要货币贬值20％以上，加之初级产品特别是原油价格大幅度下跌，这给新加坡经济发展带来冲力。作为亚洲经济最发达国家的日本，由于日元升值，国内生产成本提高，一些企业转向国外寻找生产基地，1986年正是新加坡为克服经济衰退采取改善投资环境的一年，因此成为日本投资者选择的最佳对象国。难怪1987年李光耀在元旦献词中谈到新加坡经济时说：“外部的因素，如日元增值，也助了我们一臂之力。”
1988年1月人民行动党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李光耀以党的秘书长身份在大会上发表题为《新活力、新干劲、新热忱》的讲话，指出建党三十三年后的今天，“党和新加坡的情况已经完全发生了变化，不论是长期还是短期目标都需要修订和更新，以适合形势的发展的需要。”他说：“在50年和60年代，我们在许多经济领域提倡，并且在1959年上台执政后实行公营制。我们建造廉价住屋、学校、培训教师及提供全民普及教育，参与经营活动。有些企业是政府部分拥有，如新加坡发展银行和大众钢铁厂；有些则是政府全部拥有，如海皇船务公司和新加坡航空公司，这些在当时都是正确的。”“到了70年代，我们发现，私营企业能更有效地在市场中发挥作用，并能取得较好业绩。现在，我们认为政府没有必要委派极有才干的行政人员去管理那些已经走上轨道发展蒸蒸日上的企业，因此，在80年代，我们实行了私营化，使政府退出这些稳步成长的企业。目前政府所能扮演的最好角色，就是充当个人和公司之间竞赛的裁判员。”然后他又说：“我们的经济、社会和教育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也得到了大大地改善，按人口计算国民生产总值从1959年的人均不足1300新元增加到1987年的1.5万新元。在过去二十八年里，我们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已提高了将近五倍，我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得到了改善。50和60年代大多数新加坡人的基本问题，如教育、职业、住房、卫生和交通，现在都已得到解决。我们有足够的学校和教师来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也为所有离校毕业生提供工作，工人有能力购买自己的住房，而且大约有80％的人已拥有自己的房子。我们有好的医生、医院、医疗设备和器材来照顾每一个人……”。这段讲话，简明扼要地概括总结了新加坡经济发展的过程和所能取得的成就。在这次大会上，人民行动党通过了《行动纲领》，并以《绿皮书》的方式提交国会辩论，希望通过并成为国家的政策方针。《行动纲领》的目标是要在1999年把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不仅能够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而且还要充满文化活力和具有奋发向上精神的社会。”
1988年7月，李光耀访问日本时，应邀出席在扎幌举行的“国际都市国家新加坡的未来道路与北海道”研讨会，并发表了题为《新加坡在21世纪的策略》的演讲，他强调新加坡人的自信心及对他们领袖的信心首先要面对考验。并指出新加坡成功的先决条件，包括有效率的政府，政治的稳定，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心及公平分配。然后他为21世纪的新加坡勾画出一幅美好的图景：在经济上，服务业日益壮大，成为主流，而劳工密集型工业则转到我们的“内地”一一亚太地区；在生活上，人民的生活水平将赶上先进国家，新加坡不仅是本地区的工艺大都会，也应该成为本地区的文化与康乐中心。在这次演讲前后，他在接受《富士·产经资讯集团》的记者采访时说：“如果世界经济自由开放畅通无阻，没有保护主义，世界财经系统不会崩溃，那么新加坡每年将会有4％到6％的增长，十二年后，到2000年，新加坡的国民生产总值将增加60％至100%，到那时将达到日本现在的国民平均水平。希望在十二年后电脑软件，资讯工业，达到可以为整个地区提供资讯服务的程度。”至于21世纪，新加坡能否仍然坚持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他在演说中明确表示：“我们不但将继续加强同世界各国的贸易，还将吸引它们的投资。”同时指出：“只要我们积极地实行多国贸易政策，这种对国际贸易的依赖并不意味着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