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一个高积累的国家，实行重税和公积金政策，特别是进入80年代后，其积累率上升更快，1980～1984年，国民储蓄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约32%猛增至42%，增幅甚至超过整个70年代的增长水平。如何有效地使用这部分资金，使之对社会扩大再生产发挥重要作用，这是一项关系重大的抉择。新加坡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处理不当，正如经济委员会《报告书》中指出的那样：“自1980年以来，国内资本积累的大部分都集中在建筑业和产业方面，这是不良资源的分配现象。”“在1984年中，我国在这方面的投资额达110亿新元，占全国总资本形成额的63%。在旅店及商业方面的过度投资又无经济效果。”“在同时期内，机械器材方面的生产设备投资增长过慢，每年平均仅为3%，而在1978～1981年间却高达23%。”由于政策上的偏颇，从1982年起新加坡制造业的衰退已初露端倪，而建筑业在政府巨额投资的刺激下，1980～1984年的年增长率高达22%，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从1979年的2.9％上升到1984年的8%。建筑业的迅速增长刺激了国内需求，暂时掩盖了制造业不景气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然而新加坡国小民寡，建筑业不能无限度的发展，导致行业不景气。这种资源分配不均，而政策措施又未能及时调整，对经济重组造成严重影响，导致突然衰退。
为了找出导致经济衰退的原因和寻找摆脱经济困境的办法，1985年4月政府成立了以贸工部长兼国防部政务部长李显龙为主席的经济委员会，“深入检讨80年代新加坡十年经济发展计划”，为了更全面征求商界人士意见，该委员会又成立了八个小组委员会，即制造业、国际贸易、银行与金融业、服务业、本地企业、企业发展、财政与金融政策和人力组，按照各自门类，八个小组委员会开展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并陆续向经济委员会做出报告。1986年2月经济委员会正式向政府递交了《振兴经济的蓝图》，即《经济委员会的报告书》，该书分析了新加坡当时经济困难及其原因，并提出了解决的对策，着重探讨了今后十年所面临的挑战，制定了发展战略规划。与此同时，政府采取了应急措施以稳定局面，副总理吴作栋向国会宣布，新加坡政府将在1986年投入28亿新元（约13.07亿美元），用以振兴衰退中的经济，这笔巨款，将通过一系列措施，投入市场：(1)从1986年4月1日起，雇主公积金交缴率减少15%，只需交10%（原来要交25%)，为期两年(2)技能发展基金雇主交缴率从4月1日起由2％减至1%。以上两项削减措施有助于减轻在新加坡经商的成本及雇主的现金流通，使新加坡经济多投入15亿新元；(3)纳税人1986年将获得25％的个人所得税回扣，使国库少收入2.5亿新元；(4)从7月1日起，产业税回扣率从30％提高到50%，直到1988年底，国库将每年少收入4.3亿新元(5)政府1986年多投资7亿新元，把公共建设计划提前；(6)公司税在1987年将从现在的40％降低到33%，这样可以使企业多持有4.2亿新元，并限制工资增长两年等。此外，1986年3月制订的《1986年4月1日～1987年3月31日财政年度预算》修改了《扩充奖励计划》，让享有新兴工业地位的公司在免税期满后继续享有低税的优惠，只上缴收入10%而不是一般公司的40%。这些应急措施旨在减轻企业主的过高劳工成本从而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提高外资企业和本地制造厂商的利润，使其有利可图，并以更宽松的一些经济政策，进一步吸引外资来新加坡投资。
由于措施得当，1986年7月，新加坡经济出现了复苏迹象。首先是股市开始回升，接着电子工业又开始复苏，外国投资的承诺额在头十个月已达11.8亿新元，而全年投资总额达14亿新元，国际收支盈余达12亿新元。对此李光耀在这年8月的国庆讲话中充满信心地说：“只要我们在这两年内节制加薪，每年增加6％的生产力，重组需求不大和形势发展对我们不利的工业，顺势应变，在逆流中勇往直前，我们一定能克服目前的经济困难。如果没有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萧条，到1987年就可以恢复元气。”
1987年新加坡的经济复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根据贸工部发表的《1987年新加坡调查报告书》，1987年国内生产总增长率为8.8%，主要经济部门如制造业增长率为17%，辅助行业如商业增长率为11.1%，金融和商业服务业为10.1%，货物和服务的出口总值增加11%。旅游业更为突出，抵境旅客增加15%。国内需求也扭转了1986年下滑趋势，而激增8%。国内外投资额达17亿新元，其中14多亿新元为外国投资，而日本的投资额又居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