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8月，李光耀在国庆演说中指出，新加坡在人民行动党执政十三年中，海外资产（1959年6月～1972年6月）已增加13倍，达到42.3亿新元。1971年国民平均收入为3029新元。他预言在二十年内，新加坡“将建设成一个伟大的都市，居民强健，有坚韧的毅力并富冒险精神”。
70年代初期，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生通货膨胀。1973年又出现世界性的能源危机，石油价格暴涨，冲击了整个世界经济。正在大力发展出口工业，并已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的新加坡必然受到国际经济衰退的冲击。首先是纺织工业和电子工业，其次是私人建筑业，工厂和工程建设停工，大量工人失业，经济发展速度缓慢下来。1974年上半年，其增长率降至6.8%。这时一些谣言开始出现，其中有一种说法，即新加坡、马来西亚必须重新合并，否则新加坡将无法生存下去。对此论调，李光耀予以严厉的驳斥。他在这年国庆演说中说：“九年前很多人以为我们没有办法生存，现在我们有自己的一份实力，有自己的利益，我们不会把自己用九年心血建设起来的东西白白送给别人。”他号召大家：“应沉着应付我们的难题，要严密社会组织。我们必须未雨绸缪，自我约束，发挥我们‘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为我们自己的利益，打我们自己的算盘，走我们自己的路线”。他指出，新加坡人有自己特有的国民意识，能够顶住外来压力。其实早在1972年当世界经济出现衰退迹象时，新加坡政府就制订了一项《公共工程五年计划(1973～1977年）》。通过税收和举债筹集了258亿新元资金。其中117亿新元用于经济发展支出。这笔巨额资金主要用于发展煤气、水、电、交通运输，工业区的开发和公共住房等建设。结果不仅为工业化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社会基础，而且有力地抵御了危机的冲击，使整个国民经济仍然保持持续稳健的发展。尽管1974年和1975年因制造业和出口业增长下降，其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由1973年的11.5％下降至1974年的6.3％和1975年的4.1%，失业率增加至4.5%。但在1976年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还处在经济滞胀状态时，新加坡的经济已开始复苏。李光耀在这一年的新年献词中指出：“我们是以1965年以来最低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结束了石油危机以后的第二年。1976年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东南亚国家本身正在调整，以适应本区域周围和本区域内列强的均势，我们必须在大不相同的情形底下寻求稳定和安全。”正是这一年，新加坡经济开始复苏，并稳步地向前发展，从这一年起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由7.2%上升至1977年的7.8%和1978年的8.6%。
1979年是李光耀执政的第二十个年头，也是新加坡走向工业化的第二十个年头。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新加坡的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60～1979年期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所占比重从13%提高到22%，交通运输与运输业由14％提高到18%，金融业由7％提高到11%，而贸易部门所占的比重则从33％下降至25%。1979年新加坡已经开辟了21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工业区。工业行业部门的种类大大增加，不仅拥有起主导作用的钢铁、炼油、造修船业，而且还生产电动机械、交通运输设备、金属产品和电气、电子产品等，另外还建立了一整套较为完备的社会基础设施，为今后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这不仅使新加坡从原来的殖民地时期单一的转口贸易经济结构转变成以制造业为动力的“多元化”的经济结构，而且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把新加坡建设成世界第三炼油中心，苏伊士运河以东、日本以西的最大修造船基地，国际重要电子电器生产基地，世界金融中心。国际最繁忙的商港之一和东南亚“观光之国”。新加坡已从一个落后的殖民地都市变成一个年人均国民收入8291新元，仅次于日本的闻名遐迩的新兴工业国家。
然而，由于新加坡国小民寡，国内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外资和国外市场，极易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7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处于经济滞胀状态，失业队伍不断扩大，市场萎缩，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展中国家由于摆脱了殖民统治，也竞相走上了工业化道路，推行出口导向型工业政策。在市场容量增长有限，劳动密集型工业制品面临众多发展中国家更为低廉的劳工成本的竞争，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原有优势逐渐消失。在这种激烈的国际竞争条件下，如果继续让大量劳动密集型工业存在下去，势必处于不利地位。审时度势，新加坡必须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