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新加坡地小、人多、资源医乏、市场狭窄，李光耀及其同僚希望与马来亚联邦联合建立统一的共同市场，以取得原料来源和销售市场。但是，在新加坡经历了由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至1965年从马来西亚分离出来的过程后，共同市场计划无法得以实现，替代进口工业又受到国内市场的限制，处境十分困难。李光耀曾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这个面积只有224平方英里的岛国却有着200万人口。我们继承了所谓英帝国在东南亚的首都，但却从帝国的腹地分割出来。问题是如何谋生？如何生存？这并不是一个发展经济的理论问题。这是200万人民生死存亡的问题，我们必须面对1965年的世界现实。”新加坡政府只好从国情出发，另外寻独立发展工业、推进工业化的道路。
60年代，是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稳定发展的第二个十年，西方主要工业国家为保持其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势，摆脱由于劳动力价格上升导致在参加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困难局面，开始进行工业结构的调整，逐步放弃诸如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着重开发新兴工业部门，以高精尖产品争夺市场，这为新加坡发展轻纺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并对外开拓产品市场销路提供了一个良好机会。加上美国发动越南战争，从客观上讲对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根据国际有利形势和国内现状，新加坡政府制订了第二个五年计划（1965年8月～1970年），把工业化发展战略从发展替代进口工业迅速调整为以发展面向国际市场的出口导向型工业。但这一转变要求有更多的资金，更高的工业技术、工艺和管理技能，这对当时的新加坡来说是力所难及的。因此只好借助于外部经济力量，即广开门户，大量吸引外资，利用外国尤其是跨国公司的资金、技术和销售网络，来迅速发展出口工业。按照李光耀所强调的在大国平衡中求生存的思想，新加坡又确立了多边吸收外资、多边开展国际贸易、多边建立海、空运输关系、多边吸收国际金融资本的思想，主张积极开展自由竞争，鼓励发展私人企业，实行自由贸易、自由市场、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为了大量吸引外国投资，新加坡政府一方面继续扩大各种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改革教育制度，协调劳资关系，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提出各种奖励出口办法。1967年通过《经济扩展奖励（减免所得税）法案》；对1959年的《新兴工业法令》和《工业扩展法令》加以修改。此外还设立“国家生产力局”，提供咨询服务和训练计划，以提高生产力和创造良好的工作关系。这些措施吸引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日本等国家的许多企业家来新加坡投资，一批炼油厂、电子电气工业厂相继建立起来，在1965～1967年三年间新建工厂超过一百家，为新加坡工业化打下了基础。
1968年1月16日，英国首相威尔逊在下议院宣布，英军将于1971年底前从新加坡海、空军基地撤走，这无异对新加坡经济是一次猛烈的冲击，因为当时英国在新加坡的军费开支约占新加坡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0%。英国基地直接提供三万雇员及近万名从事英军家属佣工的就业机会。所以这不仅给新加坡造成巨额的经济损失，而且还出现了4万名失业大军，其后果可以想象。对此李光耀及其政府感到非常震惊。他原来的设想被打破了，但他很快做出断然的反应，他说：“现在不是悲哀失望的时候。”他决定解散国会，以求得人民对他进行新的授权。他说，他需要人民在“其后决定性的几年”实行强硬政策时给予全力支持。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赢得58席的胜利。新国会召开后，新的法律，如劳资关系、国民储蓄、技术教育、鼓励游客和实业家来新加坡等问题均在会上辩论并通过，其中尤以《就业法案》、《工业关系（修正）法案》和《调整劳资关系法》最为重要，统称“反经济衰退计划”(1968～1971)。这年7月李光耀在解释《就业法案》时说：“由于英军决定于1971年以前撤出，我们就要调整我们的计划来应付这一撤出所造成的军事和经济问题，总的目的很简单，吸引外国专门技术知识和企业资本，并在机器制造、装配以及服务性行业中充分利用新加坡的国内资金和工人。我们也必须刺激现有工业企业进行发展，并鼓励他们采取新的经营方法，一切都以出口为重点。”上述措施不仅保持了政治稳定，而且大大促进了外资的引进，收到了显著成效。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率先投资两亿美元兴建炼油厂，随后美、日和欧洲许多工业国家的厂商蜂拥而至，相继投资设厂。在外资、外技的帮助下，新加坡的炼油、造船、电子工业相继投产，工业发展迅速。此外为了筹措资金，政府通过发行公债向国内外举债，筹集到10.7亿新元资金，其中3亿新元用于国防建设，7亿新元作为加强各项基础设施的开支及支持贸易、旅游、造船和其他制造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