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新加坡发展成东南亚地区的一个都市。19世纪末叶成为转口贸易中心，欧美的工业品经此转口至马来亚都市和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的一些港口，马来亚、印尼的橡胶、锡等土特产品经由新加坡转输欧、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英国为了保障印度洋安全，不得不在远东建立一个军港，于是在新加坡北部海岸建立海空军基地，运入防御装备，同时砍伐从林，兴建机场，在入港处布置潜水防线，希望能成为“东方直布罗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其转口贸易相当发达，已成为世界第五大港口。二次大战后，随着西方世界工业的发展，原料的输入与制成品的输出，新加坡成为更加繁忙的港口。到了50年代，由于邻近的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及印支相继宣告独立，它们为发展民族经济和解决本国就业问题，先后采取了直接对外贸易的政策；传统贸易对象国如英国等西方国家又因内部面临种种政治与经济困难而无暇东顾，加上东南亚地区政局不稳，使他们望而却步，从而造成新加坡的转口贸易江河日下。再加上战后新加坡人口急剧增加(1945年为68.9万人，1948年超过100万人，1958年超过150万人），失业队伍迅速扩大，其失业率高达13.2%。1959年当新加坡自治邦政府成立时，许多外国评论家认为它国土狭小、资源短缺、失业问题严重、政治局势动荡不安，新加坡的生存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早在1954年人民行动党成立之初，李光耀就提出：“行动党最大的希望是建设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政府的目标是：“将社会不公抑制到最小程度”，“新加坡的社会主义乃是鼓励私人企业的同时，政府积极参与工业、商业、贸易、航运及银行各个领域”。他强调指出新加坡的经验、问题和环境与英国不同，“无须刻意强调贫富差距，但必须保持机会平等”，“特别是教育平等，让每个人都有充分发挥其最大潜力的平等机会，或按照他所接受的训练、能力及技术获得工作”，从而使“低收入者凭努力可以进入中等阶层”。它不同于英国的“费边主义”，它主张机会均等，而“费边主义”则主张待遇平等。这一席话表明李光耀治理国家的基本思想是要使国民都富裕起来，但只是机会均等而不是收入均等。
面对当时殖民地化的畸形经济结构造成的困难，当时的经济部长著名的经济学家吴庆瑞指出：“我们不能依靠转口贸易生存，新加坡要解决的是：一、失业问题；二、摆脱过分依赖转口贸易的殖民地形态经济结构，为此必须走工业化道路。”正如已故前财政部长韩瑞生在1971年所指出的那样：“十年前，政府的经济发展策略的一项重要部分就是迅速推行工业计划。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多样化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种看法源于西方“发展经济学”关于工业化的理论，即“工业是经济发展的惟一动力”。也是根据当时新加坡的经济现实。在这种认识和理论指导下，新加坡确立了通过发展工业、推行工业化来建立多元经济结构的战略思想。总的目标是大力发展工业，使工业生产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与此同时，大力促进国内外贸易，交通运输以及金融、旅游业的发展和繁荣；彻底改变旧殖民地遗留下来的单纯依赖转口贸易的国民经济结构；促使国民经济高速、稳定而持续的发展，为社会创造充分就业机会，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以此保障国家的生存，巩固民族的独立。
1959年11月，即李光耀执政后的第五个月，吴庆瑞做了国家预算报告，宣布成立经济开发委员会，该委员会是政府中负责制定加速工业化发展计划的独立机构，拥有充分权力。1960年4月政府决定大规模开发裕廊区，为工业化打基础。其目标是迅速发展劳动密集型“替代进口工业”，为社会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摆脱经济困境，积累资金，摸索经验。具体措施是有选择地发展生产国内居民消费品的中小型工业企业，如食品、纺织制衣、造纸印刷及橡胶、木材等原料加工工业。为鼓励国内外资本家投资办厂，政府颁布了《新兴工业（豁免所得税）法令》和《工业扩展法令》，使取得新兴工业地位的工业企业在头五年内不必缴纳所得税。而且给予关税保护。
1960年政府制订了1961～1965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62年成立经济发展局，负责统筹实施五年计划事宜，包括吸收外资，协助设厂，技术研究，人员培训等事项，这一机构体现了政府对经济生活的领导，在新加坡经济发展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新加坡经济取得了一些进展，制造业的工厂（职工人数十人以上）从1959年的531家增加到1965年的1000家，雇工人数从25199人增加到46020人，失业率由13.2％下降到8.9%。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达7%。初步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