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长期担任职总秘书长、一度担任职总会长的蒂凡那说，这些合作社和企业办得很兴旺，营业所获盈余不少，即使职工多方面受益，又可完全负担职总进行各项活动的开支，开办更多的福利事业。
当然，职总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也在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和更新。过去以行业工会为主，1980年职总提出改组下属一些工会，即以企业为单位建立企业工会而淘汰一些行业工会。这引起了行业工会某些头头的反对。但事实证明，工人比较喜欢企业工会而不喜欢行业工会，因为行业工会太庞大，成员复杂，活动不方便。自从职总提出组织企业工会后，许多工人入会，证明企业工会受到工人群众的欢迎。到1984年，企业工会颇有发展。1988年，职总领导人发现其属下工会一些会员竟代表反对党参加竞选议员，认为这是绝对不容许的，职总会员必须拥护人民行动党，必须接受人民行动党的领导而不能“身在曹营心在汉”，于是在1988年秋，开始整顿下属70个工会，迫使支持反对党的会员脱离职总。
职总成立于1961年。设有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财务秘书、新闻秘书等，真正掌握领导权的是秘书长。职总有一个中央委员会，共21人。中委会下设劳资纠纷小组、职业卫生与安全小组、计划小组、工业关系研究组等。工业关系研究组得到政府常年资助，主要任务是研究劳资关系的新变化，提出解决双方矛盾的建议；研究如何提高工人素质以适应新加坡经济发展的需要等问题。
职总加入了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其领导人经常出席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召开的国际劳工会议。蒂凡那曾担任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亚洲区域组织的主席，属下共有2100万会员。据说蒂凡那之所以能够“荣任”此职，是因为当时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对新加坡职总评价较高，认为足以成为亚洲其他国家工会的楷模。
职总历届领导人都特别强调新加坡的工会不能仿效西方的工会，不能像西方工会那样“好斗”，因为国情不同，西方工会经常站在其政府的对立面，以罢工、停工等手段对付政府和资方；新加坡则不同，“因为劳资关系已不再是工人面临资方剥削、资方遭受工人罢工怠工的对立的时代。在工业结构改革声中，职工运动的目标已不再是局限于如何维护工人利益而是进一步提升到如何改进工人素质（包括技术与纪律）、加强与资方合作，以提高全国生产力为最高目标。”（见《南洋商报》一篇社论）
进入80年代，职总不仅对工人提出更高的要求，对领导层本身也有新的要求。职总的领袖“已不再只是要求具备动员工人进行集体行动的魄力，而必须兼备科技工艺，企业管理技术等专门知识”。1981年底，当时的职总会长蒂凡那当上了总统，职总秘书长林子安负责该组织的全面领导工作。林为职总注入了不少新血液一一专业人士，强调职总各级领导都应当有专业知识，这引起了长期搞工运的基层领导干部的不安，他们担心自己因文化水平低、学历浅而被淘汰。结果掀起一股反对林子安的暗潮。李光耀鉴于这种情况，于1983年让当时的政府第二副总理王鼎昌接替林子安。王是以海港工友联合会代表的身份进入职总中央委员会，然后当上秘书长的。王上任后，为解决职总内部专业人士与基层领导干部的矛盾，宣布由职总同国家生产力局联合举办训练班，吸收专业人士出身和基层干部出身的职总各级领导参加学习，使他们同在一个课堂里进修，以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和团结。看来王鼎昌的工作做得不错，1985年他又蝉联职总秘书长迄今。
职总现任会长是奥里维多，他原是电信局工联会会长；副秘书长吴博韬，原任海港工友联合会执行秘书，曾长期担任李光耀的私人秘书。这种人事安排，保证了职总继续在人民行动党领导之下，不断发挥协助该党和政府工作的作用。
基层组织是沟通政府和国民之间的桥梁，也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基层组织是否健全、是否发挥良好作用，对政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李光耀对建设基层组织，从来就十分重视。
新加坡是一个政府、一个议会、79个选区。每个选区都有一个名叫“公民咨询委员会”的机构，这是选区最大的基层组织。它的任务是：“促进种族和谐与社会意识，敦邻睦里，改善各选区的设备，协助政府推行全国性运动。”此外，它还负责协调居民委员会和联络所管理委员会的活动，挖掘培养具有潜力的人才。一方面负责向人民解释国家的政策，起“上情下达”的作用；另一方面向上反映民意，起“下情上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