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还经常派人到台湾和英国皇家空军学院受训。本国建立海军学院，向外国订购巡洋舰。陆军方面，除建立步兵营外，又陆续组建了装甲兵。新加坡正式建军是在1967年7月2日，到1979年底，已是海陆空三军俱全，总兵力达45000人。目前，新加坡军队的总兵力为55500人，其中陆军45000人，包括三个步兵旅；海军4500人，包括六个中队；各类舰艇38艘；空军6000人，各类飞机220多架，此外，有预备役部队15万人，民防部队30000人。1986年国防预算达22.4亿新元，占政府总开支的10.2%。新加坡军队一直积极参加东盟国家的多边或双边联防演习。
李光耀曾说：“建军的头五年，重点是放在扩军速度上；第二个五年，则主要提高军官的素质。一个军官不仅要掌握军事知识，而且要有一个敏锐的、富有想像力和创造性的头脑。无论战士如何英勇，指挥官的无能将会降低士气和战绩。而无论指挥官如何优秀，如果参谋工作不力，也会导致失败。”这段话可以说是李氏对建军和军事工作的战略思考。
李氏还强调指出：“我们愈是多作作战的准备，我们愈可能不需要去作战。”这正是李氏不惜花费大量财力物力建军的缘由。
有“军”还要有“警”有“特”（情报部门），这是全世界所有政权结构必不可少的部分。新加坡也不例外。在警务方面，李光耀效仿日本，认为日本的警务工作细密有力，可以之为模式。1987年时，新加坡共有警察7500名，此外还有一些由廓尔喀兵组成的卫队。新加坡十分重视邻里间互相监督，防止犯罪活动的做法。每个居民区都住有军警家庭，居民委员会除负责各种福利事业外，还负责防盗、防火，教育失足青少年等工作。军警的情报机构是混合的。他们经常派人到美国、澳大利亚及其他一些国家接受“特种作战”训练。
新加坡设有“内部安全委员会”，其职责是防共、防谍、防匪。这个机构曾逮道过不少为非作歹的坏人，也关押过不少进步人士和“共嫌”分子。1971年5月，它逮捕了《南洋商报》总经理李茂成和总主笔李星可、总编辑同道章，罪名是“倾向中共”、“危害国家安全”。以后又逮捕过一些“亲共”、“共嫌”分子。据说，有的政治犯被监禁长达十年、二十年之久而从未审讯过，也不释放。为此，曾引起国际人权组织和国内许多人士的抗议。国际人权组织曾要求新加坡政府尊重国际惯例和法律尊严，对政治犯进行公开审判，无确凿犯罪证据的，应予释放。国内一些人士也要求取消“国内安全委员会”，大赦政治犯。但李光耀一直未予理睬。近年新加坡陆续释放了一些青年学生和工人，他们入狱时的罪名是“图谋造反的马克思主义分子”。后来获释的理由是“已经悔改”、“本人保证以后不再参加过去参加的政治活动”。据反动派和其他一些新加坡人士称，目前监狱里还关押着近万的政治犯，要求政府从速甄审和释放。
李光耀对国内的共产党是毫不留情的。1987年7月2日，他在纪念新加坡建军二十周年时发表讲话，强调“共产主义在今后二十年对新加坡仍有威胁，形势会改变，但他们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社会的目标不会改变”。由于这种认识和论断，他表示对共产党绝不能心慈手软，要反共到底。他说：“不论宗教是多么的不同，我们还是希望人能有一种信仰。这好过完全没有（信仰）。宁可有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或回教徒，也不要一个放纵的无神论者。”
把工会作为政权的一个重要支柱，可以说是新加坡政府的一个特点。李光耀及其政府一直强调政府和工会是“共生关系”，即是生死与共的关系。三十年来，李氏在利用工会协助政府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贯彻各项政策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新加坡的工会的确成了政府的重要支柱。
说到新加坡的工会，就要回溯到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那时正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新加坡刚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却又重新落入英国殖民当局的统治。马共和一些进步人士为了争取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在内的独立，组织了许多工会和社团，团结广大劳工和中下层群众，同英国殖民当局进行斗争。当时的工运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使英国感到十分棘手。人民行动党同工运的关系非同寻常，李光耀就是从参加工运起家的。发起组建人民行动党的十四人中，就有七名是工会领袖，包括后来曾当选总统的蒂凡那，还有哥文达三美等人。可以说，人民行动党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同工会结下了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