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培尔：可是设想一下，比如没有那么多的犹太人坐火车去慕尼黑。我们就说只有两个犹太人在火车里，而其他的包间都超员了，这两个犹太人却有一个特别包间。因此我们必须说，只有在所有的德意志人都有座位时，犹太人才有权利要求自己的位置。
戈林：我可一点儿不想首先实行这一点。我还是考虑为犹太人专门设置一节车厢或者一个包间而且每次都是固定的。在像您所说的超员的时候，请您相信，我们会这样做，我们根本不需要什么法律，就可以把人们统统扔到外面去或者他们可以在整个行程中都呆在厕所里面。
显然这个问题就此阐述详备了。但戈培尔还需要一个新的话题，下面是会议记录的原文：
戈培尔：还要考虑考虑是否有必要禁止犹太人踏进德意志的森林现在，成群的犹太人在绿色的森林里游荡这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挑衅，并且给我们不断地制造出事端犹太人所做的一切是那么有挑动性，有挑衅性……
戈林：很对！我们得给犹太人划出一些特定的林区供他们使用。阿尔帕斯会负责让各种长得像该死的犹太人的动物—驼鹿也有那么一个弯曲的鼻子—跑到那里并且
接受驯化。
此时戈林哈哈大笑，以至于会议不得不中断几分钟（阿尔帕斯普鲁士主管林业的专员）。
戈林接着又把话题转到了“砸玻璃窗之夜”造成的损失上，并且把在外面等候的、来自玻璃保险公司的希尔加特博士叫了进来。
戈林：对于扮演重要角色的玻璃保险公司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受损失的人中更大的一部分是雅利安人。因为房屋的所有权大多在雅利安人手中。犹太人一般情况下只是房屋的租借者。
戈培尔：那么犹太人就必须赔偿损失。戈林：这毫无疑义。我们没有原材料，被砸坏的都是进口玻璃，它们是要付外汇的。这简直能气得人发疯！这简直是一场暴乱。这是一个法律的范畴。没有偷窃，没有悄悄地潜入，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家一拥而进，把所有的东西都砸得粉碎。
希尔加特：部长先生，毫无疑问，可敬的德意志商人不应该成为损失的承担者。
戈林：那么就请您留心不要砸坏那么多的玻璃吧。这也是人民的一部分。把您的代理人都派出去，他们立即就会明白，砸坏的玻璃的数量正好是从比利时的全年进口量。
戈林最后说：我选择下面的话作为一项条文：作为对其丧尽天良的罪行等等的惩罚，全体德国犹太人将被课以10亿马克的特别税。这准干得成。这些猪猡不会再这么快地进行第二次谋杀行动。此外，我还要再次强调：我希望在德国土地上没有一个犹太人！……”
毫无疑问，在夺取了政权之后，戈培尔个人的经济状况也得到了根本的改善。他很快变成了一个富有者。在从柏林的废墟里找到的一些文件中，也有一些关于戈培尔收入情况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在夺取权力之前的一个月，他还欠着几笔数目可观的税款。另外还有一份手写的关于他从1933年到1937年收入情况的记录。下面的数字被记录下来：
193334367马克
1934134423马克
193562190马克
193663654马克
193766905马克
这些数字中并不包括戈培尔从纳粹的出版社那里获得的巨额预付稿酬。从1935年12月到1936年12月，他预支了29万马克将来的版税，而他的书（包括大规模再版的书籍）在这一年销售的实际收入也只有63416马克。
戈培尔一般来讲在金钱问题上是无可指摘的，而且作为部长，他出书也很慎重他要求他部里工作人员的费用账单也必须同样地精确。在这一点上，他使自己和大多数其他的纳粹党领袖，比如以其慷慨大方和毫无节制而自夸的戈林区分开来。戈培尔从不否认自己是小市民的后代，就是在大资产阶级的圈子里，他也无法放弃他从小养成的节约的习惯。除了衣着和住房之外，他个人的需求相对来说没有什么。只是在他用很高的品味布置起来的乡村别墅中，他才允许自己表现出一些奢华。
他的两幢乡村别墅，分别在濒临万湖的施旺恩维尔德和博根湖畔的朗科。施旺恩维尔德是戈培尔于1934年以较低的35万马克的价格买进的。他不得不为此筹集了一笔10万马克的抵押贷款。尽管如此，他后来还是尚缺7万马克。当希特勒得知此事之后，他送给了戈培尔这笔款项。他告诉对他忠心耿耿的宣传部长，他刚刚收到了他的书《我的奋斗》的一笔比这个数目要大一些的版税。他很高兴可以在戈培尔一家购买房子的时候帮上一把。说完这番话之后，希特勒走回了他的办公室。几分钟之后，他拿着两个用报纸卷好的小包走出来。那里放着他允诺的总共七万马克的50马克一张的钞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