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开始之后，德国食品实行了配给制。戈培尔挖空心思想出来一个高招。根据他的主意，外国记者除了拥有普遍的食品配给证之外，还可以得到重体力劳动者享用的特殊配给卡。他命令把这些特别配给证，在每两周举行一次的宣传部记者招待会上，向参加者分发也就是说，戈培尔想用香肠和黄油把记者们吸引到他这边来。为了把这些外国新闻记者和他自己的宣传机器更牢固地联系起来，他另外还给他们提供了通过宣传部的批准可以收取的丹麦寄来的食品包裹的可能性。但里宾特洛甫也没有闲着。他向外交部的俱乐部里的外国记者们提供了极精美的食品。较有名望的外国记者对这两方面的引诱都不屑一顾而那些接受了这一方或者那一方的好客举动的记者们也令戈培尔十分气愤，因为他们没有做出什么他所希望的感谢的表示，关于德国的报道也并没有和以前两样戈培尔认为，里宾特洛甫的笨拙应对此负责这两个部长之间关系的危机在1939年缔结德苏条约时达到了顶点。在条约签订之后，伯玛，一个与里宾特洛甫有关系的军官告诉新闻界：
在官方正式公告之前，全世界只有八个人知道和莫斯科的谈判已经结束。戈培尔博士不在这八个人当中。
伯玛博士高兴得昏了头，所以竟然这样冒失轻率。他最终乐极生悲，在他还没有通过睡眠使自己从沉醉中醒来的时候，戈培尔就下令把他抓起来了。对外国记者们来说，戈培尔和里宾特洛甫之间不断的争权夺利当然是十分有意思的。
使戈培尔的声誉在外国新闻界十分受损的，是他毫无顾忌的排犹态度。他并不满足于公布和解释反犹太人的命令，他还努力地积极组织对犹太人的迫害和集体屠杀。这些行动从1933年4月1日随着抵制犹太人的运动而开始，接下来就是对“和犹太人有姻亲关系”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的迫害。
但战前德国最野蛮的反犹暴行是发生在1938年的“砸玻璃窗之夜”事件。1938年11月7日，驻巴黎德国大使馆的一个年轻官员恩斯特·封·阿特被一个17岁的波兰犹太青年贺什尔·格林斯潘杀害了。谋杀的确切情形无法十分准确地调查出来。而四年之后，在被占领的巴黎格林斯潘被投入德国的监狱。戈培尔一手安排，公开审判，但很快又被取消了
这次对德国大使馆年轻的外交官的谋杀被用作了一次骇人听闻的暴行的借口。1938年11月9日夜和10日凌晨，犹太人的生命和财产成了这次暴行的牺牲品，并且在德国的犹太人还被处以了大约5亿马克的“罚款”。
1938年11月11日，戈培尔试图对说他是这次集体迫害的设计者的谴责进行反驳：
如果我是这次示威活动的组织者的话，街道上的示威者就不会只是几千人，而是会有40万或者甚至是超过50万的示威者。而且结局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肯定会更加有决定意义。
反正实际上的结局已经够了。在整个德国有几千家犹太人的商店和上万的犹太人住宅被毁，这些商店、住宅的主人被逮捕、鞭打，被投进了集中营。和几年之后有几百万人葬身毒气室比起来，这次行动好像相对温和一些。但在当时，这次11月集体迫害的冲击波已经足够在全世界激起愤怒的风暴，并且促使罗斯福总统从柏林召回他的大使了。
11月12日，纳粹分子在柏林召开了一次讨论犹太人问题的内阁会议，包括有戈培尔和戈林之间一段辩论的速记笔记的官方会议记录被保存了下来。这份记录是从纽伦堡审判的文件中找到的。戈林的律师提交了这份会议记录，以便把他的当事人的一部分责任推到死去的戈培尔身上，再没有什么比这些辩论中的毫无人性的厚颜无耻，更能反映出这些纳粹领导人的特征了：
戈培尔：我还是认为有必要把我们这里到处都是的犹太人赶出我们的社会他们在我们这里起着挑拨离间的作用。例如，直到今天，一个犹太人还可以和一个德意志人共用一个火车卧铺包间。帝国交通部长应该颁布命令，设置一些专门为犹太人准备的包间。并且，如果这个包间已满，当所有德意志人都有座位时，犹太人才能得到一个特别包间，这样他们才不会和德意志人混在一起。如果车上没有座位了，犹太人就得在外面走廊上站着。
戈林：我认为为犹太人准备一些他们自己的包间更合理一些。
戈培尔：但在火车超员时不行。
戈林：你想想！只有一节专门为犹太人准备的车厢，当它满员了，其他的人就只好在等待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