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努力让宣传部全面担负起对内对外宣传任务的过程中，戈培尔时时遇到困难。在攫取权力的过程中，他曾经尝试把所有其他政府机构中凡是和新闻与宣传有一点关系的部门都抢过来。内政部不得不把对报刊杂志、无线电广播的监督权，戏剧检查权，书籍和电影检查权以及对公共节假日的支配权都交给了戈培尔。从经济部手中，戈培尔接管了国有广告业和对工业展览、贸易博览会的管理权。从邮电部那里接管了旅行社。
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最终成为新闻领域、文化机构和宣传的唯一领导者。他的对手之一就是拥有“帝国新闻主管”头衔的奥托·狄特里希博士。他的职位实际上是完全多余的，而且在他和戈培尔之间不断出现摩擦和权力之争。但狄特里希的地位是不可侵犯的，因为他直接隶属于元首办公厅，并且他还拥有希特勒本人的支持。希特勒支持他是因为在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早期，他曾经通过私人关系建立了纳粹党和重工业及其他财源的一些最初的重要联系。
另一个绊脚石是马克斯·阿曼。这个人掌握着大约340家隶属于纳粹党或者是受其控制的报纸的经营权。此外，阿曼还领导着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出版社。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当时任下级军官的阿曼就和三等兵希特勒成为了朋友，以后又作为第一批的成员加入了纳粹党。作为使希特勒、戈培尔成为特约作者的出版商，阿曼获得了声誉和几百万的财产。这个巨大的报业康采恩以及同样巨大的出版社内部的组织工作，并不是由这个尽人皆知其懒惰无能的阿曼来承担的，而是由他勤奋而又精干的同事弗里茨·莱茵哈特在发挥作用
由于戈培尔在朗科庄园的第一期工程费用是由阿曼解决的——这个出版商给了他50万马克作为以后出版他的日记的预付稿酬—故戈培尔就陷入了在某种程度上要依赖他的对手的境遇即使是不怎么聪明的阿曼也清楚地认识到，让宣传部长对他感恩图报是多么的有用。在这种情况下，满怀醋意而又野心勃勃的戈培尔很难再对阿曼的巨大企业的或多或少的独立性表示异议，并且像顺理成章似的把其纳入宣传部的管辖，或者至少从属于宣传部。
虽然在宣传部内设置了一个专门的处来负责协调戈培尔的宣传部、狄特里希、阿曼以及其他的部门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戈培尔的独立性大受限制。例如，狄特里希一部分是独立地，一部分联合阿曼掌握了对各省新闻机构的控制权，没有他和阿曼的批准，新的报纸便无法出版。
为了争夺对外宣传的权利，宣传部和外交部之间也展开了一场争斗。在非纳粹分子的温和的封·滦哈特男爵主持外交部的时候，一切尚好。1938年滦哈特由里宾特洛甫取代之后，情况便开始恶化。
里宾特洛甫是外交部里第一个正宗的纳粹分子。他像戈培尔一样野心勃勃，行动起来也和他一样肆无忌惮激烈的对抗在所难免。里宾特洛甫一开始就坚持组织起他自己的对外宣传，并且在他的部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奥托·狄特里希，这位“帝国新闻主管”，记述了戈培尔和里宾特洛甫之间的这场斗争。
一天，在元首的大本营，里宾特洛甫说服元首给了他组织起他自己的对外宣传的书面批准。宣传部长戈培尔对此一无所知直到第二天早上，外交部派来搬运戈培尔手底下各部门中所有有关对外宣传的文件材料的家具搬运车出现时，他才感到大事不妙。戈培尔命令他的人据守办公室，一份文件也不许交出去。同时他打电话给希特勒，并且很快地被传唤进大本营。当他到达时，希特勒命令他和同样是刚被传唤来的里宾特洛甫一起坐进元首专列的一节车厢中，直到他们排除了他们之间的一切分歧才准出来。三个小时之后，两位部长脸涨得通红出现在希特勒面前，告诉他，他们之间根本无法达成一致。这几乎可以说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希特勒还是勃然大怒，他走回自己的办公室，口授了一份解决办法，而这个办法实际上和他以前的那道命令完全背道而驰。但里宾特洛甫不把这个于他不利的第二道命令放在心上，他继续抓着实际上已被撤回了的第一道元首命令，总是精心地随身携带一份该命令的照片复印件，不时地对戈培尔的宣传部在对外宣传方面的绝对权力提出质疑。
外交部长和宣传部长这种局面只是在战争开始之后才出现。但在战争开始前很早，两个部长就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外国新闻记者俱乐部，并且争取在竞争中利用外国新闻界压倒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