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科是一项耗费巨大的工程。在艾尔出版社为他尚未公诸于世的日记预付了五十万马克的稿酬之后，他便买下了这块地皮，并且很快上马施工。建筑师告诉他，这笔款子对已经设计好的乡村别墅来讲是足够了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设计进行了各种形式的修改和补充。钱很快就“光”了，而工程的结束尚遥遥无期。戈培尔在经济上陷入了很大的困境，他请求资深的大金融家温克勒来关心此事。温克勒发现，他的产业如果要按照预定的风格完工至少还需要150万马克。而且维持这所住宅的费用每年要达8万马克。这是个戈培尔无法承担的数目。温克勒博士最后以这种方式解决了问题由德国电影工业筹措经费来使工程完工并承担维持这一片产业的费用“鉴于其对电影工业所做出的成绩”，把它以借用的方式供部长使用。
有意识地和戈林形成对比，戈培尔很重视在公众中树立简朴的形象。一次每周新闻拍摄了他的家庭生活，孩子们骑着矮种马闯入画面，戈培尔对此很不高兴。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路易斯·罗赫纳偶然听到戈培尔的一个助手对一群来自德国各地的记者们说，部长在私生活上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要求的人，他只是由于他的地位的缘故，才不得不承担起进行各种应酬的义务。戈培尔显然非常注意给公众们这样的影响，因为部里的其他官员对其他的各省记者们也讲述了同样的话
战争期间，戈培尔几乎每周都为《帝国》杂志撰写社论。每篇文章他收取3000至4000马克的稿酬。他在住宅的布置上花费了大量的钱财。他身穿做工考究的西服，这样的衣服有上百件。他在吃上没有多少要求。他向来吃得很少，往往是一个黄油面包、一杯咖啡便足够了。除了在精神十分紧张的时候，他很少吸烟，更少喝酒。在电影界或戏剧界人士到他那儿赴宴的时候—这是很经常的事情—他们总是在饭前或者饭后去餐馆饱餐一顿。在战时，当食物端上来的时候，桌旁的客人不仅得将就吃下眼前十分简单的饭菜，戈培尔还派一个仆人，托着一只银盘，手拿剪刀，绕桌而行，去逐个收取”他们的肉票、油票和面包票。
戈培尔十分反感其他的纳粹领袖，尤其是戈林喜欢摆出来的炫人耳目的奢侈的宴席。当戈林1935年4月为了庆祝他和女演员艾米·索纳曼的婚礼在歌剧院举行豪华的庆典时，戈培尔授意各报纸尽可能冷淡地对此进行报道。在第二年的1月份，戈林被邀请参加了一个同样奢华的舞会戈培尔对从本来就很少的几张照片中挑选出一些他认为可以发表的很感棘手。但在一些合适的情况下，戈培尔也会表现出，他同样是喜爱奢华的。1936年7月，他在万湖上举办了“威尼斯之夜”，招待3000名来宾。戈培尔举行此次盛会并非是出于个人的享乐，而是尽其实际应酬的义务，款待从世界各地来到柏林的国际贸易代表团的成员。1936年，柏林举办奥运会。在来宾们面前戈培尔也想展示出一幅第三帝国幸福光荣的图画。因此，他在万湖上第二次举行了晚会。一大群女演员、女舞蹈家乔装成希腊神话中居住在水泽中的仙女，代表着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希腊精神。可惜的是她们的戏做得太过火了，拂晓时分，整个场面不像在奥林匹斯山上，倒更像是一场狂欢闹宴。这件事变成了一桩相当大的丑闻，连无所不能的戈培尔也无法把它掩盖起来。因此，追求奢华而经常挨骂的戈林对此十分高兴。几天后，为了表示对奥林匹亚精神的敬意，戈林举行了一次啤酒晚会。这场晚会和戈培尔的活动比起来，被誉为典型的中产阶级的可敬的典范。
战前，戈培尔夫妇作为主人和客人在希特勒的群体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希特勒本来可以从最吸引人的男男女女中选择出餐桌上的伙伴和他共同消磨时光。但他却把他“奋斗时代”里的老朋友和老同志组成的小圈子放在了首位。
希特勒的总理府有一种规矩，甚至可以说像是举行仪式的程序。希特勒总是很晚才起床，约在上午十点或十一点。等到他开始到办公室视事，往往已到中午。他一般要在办公室逛一下，和秘书们聊聊天，然后再浏览成批的文件，详细阅读报刊摘要。到下午两点，他将同大约四五十个客人在“快乐的总理餐厅”共进午餐。这些客人大部分是他的党徒，或是来访的地方长官，再就是总理府成员中的常客：巴尔、泽普·迪特里希、高级副官们和建筑师施佩尔，戈培尔偶尔也来。这种聚会很少在下午四时前结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