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培尔每讲一段，希特勒及其座上客就大笑一阵，尤其因为这次恶作剧是他和戈培尔合伙策划的。过了一段日子，希特勒获悉，汉夫施滕格尔在国外请求避难，他这才担起心来，生怕他同外国通讯社合作，拿他所知道的机密来换取钱财。可是，尽管汉夫施滕格尔背着一个贪财的恶名，却并没有这样做。常常参加这种谈话的奥托·狄特里希曾用这样的文字来描述戈培尔参加这种聚会的有趣图景：
“来宾们总是让希特勒侃侃而谈，而自己只是很少地插几句话。戈培尔是一个例外，他会在谈话中向希特勒抛去几个令他感兴趣的提示词。戈培尔总是利用这样的机会，取得关于这个或那个问题的重要决策——虽然是口头上的，但他却可以将其作为“元首命令”而加以利用。如果一时间希特勒沉默了，戈培尔也不出声，有时便会出现一段长时间的难耐的谈话间歇。这时就必须有笑话来填补空间。特别是戈培尔会不知疲倦地用柏林的粗话来讲述最新的政治笑话。但他此时非常注意，只讲述那些与自己不相干，而以戈林或其他党的领袖为其‘牺牲品’的笑话。”
学生时代的戈培尔十分感激那曾在他贫困时解囊相助的犹太人科南大叔，他是戈培尔1924年的自然提纲的校外指路人。也许靠了他，戈培尔才能—继童话书之后——抄录第一流的有影响的书：《布登勃洛克一家》。家里谁也不对他谈论托马斯·曼。不管戈培尔注视他大学时的犹太教师还是他那十分钟爱的一半犹太血统的未婚妻，甚至他本人时，都觉得他在这些人当中既不是高贵的“雅利安种”，同尼采的那种“金发野人”的形象也绝无吻合之处。
戈培尔在青年时代根本就没有认真看待天主教教义所维护的那种宗教性反犹主义。他曾将一位犹太人，即在海德堡写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弗里德里希·贡多尔夫，视为自己精神上的良师益友；当他熟悉整个古典文学时，送给他最心爱的姑娘的恰恰是犹太人海涅的《诗歌集》；在他每次照镜子时，只要还有自我幽默感并在思想上与荒谬的纳粹学说保持距离，种族谬论对他来说就毫无意义。
戈培尔的妻子玛格达·戈培尔也是在一个犹太商人的舒适环境里长大的。犹太商人弗里德伦德尔娶了玛格达的母亲。
上述种种都表明，早先，戈培尔并未把希特勒的种族理论当作一回事。
成长中的、逐渐成年的戈培尔，直到二十七岁在政治上尚未找到归宿，这时他还没有接受他未来元首的那套反犹太主义。当时除了希特勒，谁都不会认为或者希望后来能够出现残害犹太人的暴行。然而不久以后，以及在他整个后半生，戈培尔则完全抛弃了自己的观点。
1933年，出任宣传部长伊始，在科学院院士们的喝彩声中，戈培尔策划了一次公开焚毁海涅、托马斯·曼、爱因斯坦、左拉、弗洛伊德等著作的焚书运动。他厉声宣称：“……登峰造极的犹太人的惟智主义时代现在已经结束了。德国革命冲破重重阻碍，给德国的意识形态打开了一条通路。你们在深夜将这些历史垃圾付之一炬，干得实在漂亮。这是一个剧烈的、伟大的和象征性的行动，它将向全世界证明：“十一月共和国”（指1913年德国爆发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支柱已经垮台了。可是，新智慧的长舌鸟将从这些废墟上展翅而起，旧的已化为灰烬，新的东西将从我们内心的火焰中升腾起来”
戈培尔组织焚毁犹太人的著作，不仅仅是消除犹太人在文学领域内的影响，而且，在随后几个月中，在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贯彻了一种新的方针，戈培尔将清除犹太人影响的活动扩展到音乐、戏剧、新闻、广播、电影等等领域。艺术家毕加索、马蒂斯、塞尚等的画幅从博物馆中消失了大学和科学研究机关中的“犹太人绝迹”了。当时高度发展的德国—犹太文化的代表，如杰出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西格豪德、弗洛伊德也加入了著名的政治流亡者的行列。
在戈培尔控制的报刊上，反犹舆论与日俱增。1935年9月颁布的纽伦堡法不再承认犹太人为“帝国公民”。新的法律禁止犹太人同“高贵”的种族发生任何个人接触。希特勒给“犹太人”这个概念重新下了定义，凡曾祖父母中有三人是犹太人的均为犹太人。他还根据祖父母中犹太人多少将犹太人分成几类：如四分之三犹太人，二分之一犹太人和四分之一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