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1年至1939年任英国驻伯林大使的内维尔·汉德逊爵士笔下，戈培尔被较客气地描绘了一番：
这位“矮博士”，大概是所有纳粹领袖当中最聪明的一个。他是个杰出的演说家，在公开辩论中表现得极为敏捷。而在私人谈话中他则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公正和理智。和他交谈我总是怀有兴趣。他的外表和性格都令人联想到典型的爱尔兰宣传家……而当他站在讲台上或者拿起笔来的时候，他就可以暴跳如雷，并且首先可以谎话“连篇”。
戈培尔一点儿都没有为他的不受欢迎而发愁。他认为这是权力的代价，正如他一次对他的同事威尔弗里德·封·欧文讲的那样，比起受人欢迎来，他宁愿被人害怕。他认为，保持距离对一个处于他这个位置的人来讲是很重要也是必要的；他很高兴在纳粹的高层领导人当中，除了有一个例外之外，还没有人和他以“你”相称。这唯一的例外就是他在艾伯菲尔德时那里的省党部主席卡尔·考夫曼。
令戈培尔头痛的是外国记者。因为他无法对他们施加影响，对他们也没有多少威力。从1934年起，当他要向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通报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总是举行记者招待会。威廉·舍尔在日记中写道：1935年3月16日，他和他的同事们被传唤进宣传部，戈培尔“带着一副十分严肃、煞有介事的表情一拐一拐地走进来’。然后高声然而是以极快的速度宣读了关于恢复实行普遍的义务兵役制的法律条文。此后，他便很快离开了这个房间，把从外国新闻记者那边抛来的一大堆问题留给了他的工作人员们去对付。
在任职的第一年中，戈培尔对外国新闻界根本置之不理。此后，他又试图通过相机举行的招待会和酒会对这一失策加以弥补他希望只是通过献些小殷勤而争取到全世界新闻媒体中的一些代表。但是他的想法大错特错了。他错误地认为，外国记者会中这可以轻易识破的圈套，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不再有所顾忌，在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胡扯一些谁也不会相信的谎言。比如他在1938年11月10日，即“砸玻璃窗之夜”的第二天向被召集起来的外国记者们直截了当地宣布，所有关于所谓的毁坏犹太人的财产的报道都是“鬼话”。对此，罗赫纳报道说，在场的新闻记者们当时都震惊得目瞪口呆。后来，他们自己亲眼看到了被砸碎的窗户玻璃和燃烧着的犹太教堂。戈培尔居然对众所周知的事实说出了一套显而易见的谎言，他想从中得到什么很难说清楚。也许他无法理解，他不能像对待处在帝国新闻协会控制下的本国记者那样对待外国记者。有时候他还寻找机会，把不受他欢迎的外国记者驱逐出境。维诺恩·麦克肯切记载，在1933年到1939年之间，有不少于25名的外国记者被驱逐出这个国家，至少有同样多的人在接到正式的通知，“对他们的安全无法保证”之后自动离境了。在被驱逐的人当中，有多萝西·汤普逊—她是辛克莱·列维斯的妻子，她本人是著名的女作家一一以及美国人艾德加·卡罗和《泰晤士报》最重要的记者之一，英国人诺尔曼·艾布特。
尽管戈培尔彻底研究了外国的报刊并且让人对外国报纸进行摘译呈交给自己，但他仍无法使自己从纳粹宣传部长以外的角度来看待外国。他对英语一窍不通，只能说十分蹩脚的法语的事实更促使他觉得自己对外国一无所知。他一生中总共只在国外待过几个星期：1933年参加裁军大会对日内瓦作了短暂的访问，晚一点时候对希腊进行了一次简短的国事访问，再有就是偶尔去意大利度假。在他眼里，其他的国家不过是还没有被德国兼并的德国的附庸。他的对外宣传在方法上和对内的新闻导控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戈培尔好像根本不理解世界公众对在希特勒的国家里犹太人遭受迫害所做出的反映意味着什么。
他完全信任他的规模巨大的宣传机器他自认为通过它们可以影响世界对德国的看法。1934年有2.6亿马克用于对外宣传上。德国境外有300多家德文报纸受到资助。除此之外，据一项谨慎的估算，尚有350家公开出版发行的分别使用所在国语言的报纸或者完全是德国的财产，或者由于大部分的入股者的缘故处于德国的控制之下。
此外，还有一系列的在戈培尔领导下的德国通讯社。例如，在南美洲的“大洋彼岸”通讯社，在1939年免费发送配有标准的西班牙文说明和详尽的解释性资料的新闻消息，有时一天有2万字提供给拉丁美洲新闻界。这些消息和评论的倾向首先是反英的。“大洋彼岸”考虑到其政治性资料的销路，还在每一期上加上了准确而又吸引人的当地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