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培尔有句名言，谣言重复三遍，就会变成真理。在一个极权国家里，一个人是比较容易听信说假话的和受检查的报刊和广播的。在德国从事多年记者工作的著名的英国记者威廉·夏伊勒说：
尽管我有很多机会知道事实真相，尽管我根本就不信任从纳粹方面来的消息，但是多年来一直听到捏造的和歪曲真相的报道，自会使人留下一种印象而常常受其迷惑。凡是没有在集权国家里住过多年的人，就不可能想像，要避免一个政权的不断的有用意的宣传的可怕影响，有多困难。”单调划一、报刊的销售数一落千丈，对戈培尔来说，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人们对他那一套鬼话的迷惑。越是极权的国家，越是需要制造愚昧，制造假相，因此，也就越是需要假话来骗人，用谣言来耸人听闻。
1933年10月4日，戈培尔颁布了“写作领导法”。在这个法的第一款中，所有的新闻作品都被概括为“由国家……管理的公开出版发行物”。这样一来，正如一项法律注释条目所说，新闻工作者们从事的是一项“类似国家公务员的，和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职业”。该法律的第二十三款规定，新闻工作者有义务加入德国新闻界联合会。这个联合会是帝国新闻协会下属的一个机构。它掌握一份从业人员名单每个新闻工作者在被许可开始工作之前都必须把自己的名字列入这份名单之中。第十四款是该法律的核心部分，它规定新闻工作者不允许发表不符合政府意志的言论。第五款说明国家对申请从事新闻职业的人员提出的在政治上的前提条件。根据该条款，所谓的雅利安人种证明书是首先要求必备的，而且此要求不仅针对申请人本人，还针对他的妻子。
在对报界进行这样的“法西斯渗透”的同时，还进行了消灭、查封所有的反对派报纸和不受欢迎的报纸的行动。1932年，德国有4703家日报；到1934年，由于纳粹政权的一系列措施，这个数字减少到3097；而一年之后，只剩下2527家报纸。
戈培尔把巨大的报业康采恩乌尔斯坦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的方法，是他肆无忌惮的工作方法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家出版社在他们夺取政权之后便一直在被直接地刁难，受损害。当时乌尔斯坦出版社唯一一家运转良好的报纸就是每逢周日出版的《绿色邮报》戈培尔亲自捏造借口，逮捕了该报主编艾姆·维尔克，并且无限期地禁止这家报纸出版发行。这实际上就是迫使乌尔斯坦集团出卖自己。这个价值几亿马克的企业只卖了1200万马克。而当这个企业的主要成员不得不流亡国外的时候，这笔钱又被纳粹政府几乎一文不剩的查抄了
乌尔斯坦出版社被变成了“国立”的“德意志出版社”。所有的报纸、杂志以及大型的图书出版社、大型的印刷企业就像以后同样多的大型出版公司、电影公司一样，成为了纳粹宣传的工具。
1935年1月，戈培尔颁布了一项法令，在没有主管的专业协会主席的书面批准的情况下，任何一个从事艺术工作的人员都不得接受国外的聘请。1935年4月，帝国文献资料协会，受委托整理一份，所有在民族社会主义的世界观看来有危害性的书籍的名单。此后，所有考虑再版1933年以前出版的书籍或者准备翻译出版一部外国文学作品的出版商就都要首先确认，该作品不在这份名单上。在同一个月，戈培尔发布命令，没有宣传部的许可，禁止出卖报社。此外，禁止通过教会或者宗教团体向报纸、杂志提供经济上的资助，这也就是像所说的考虑到“报刊行业应当追求的独立性”。1935年4月颁布的另一个命令说：只要独立性的报纸与其同地区的党报之间发生了竞争，这家独立性的报纸就可以立即被禁止出版……
但是这些严厉的措施只是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被使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往往在对一家报纸采取这种行动之前就通过按照规章进行的磋商谈判把这家报纸买下来。此时总是由温克勒博士作为国家或纳粹党的代言人出面，在可能的范围内，努力使被迫出卖报纸的企业主不受太大的损失。到了1941年，几乎所有的德国报纸者在纳粹党的控制之下，受欢迎的报刊的发行量（包括其在被占领区的版本发行量）达到了2460万份。
1936年11月，戈培尔对“爱挑剔的人和吹毛求疵者”展开了猛烈的攻势，这场行动实际上导致了严肃的艺术和文学评论闭上了嘴巴。另外还发布命令，禁止未经允许就公开发表部长的讲话，就连希特勒很早以前发表过的讲话也不允许随意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