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是德国公民被禁止接受诺贝尔奖金。该规定是由希特勒本人亲自宣布的，是这个独裁者对在奥泽茨基事件中纳粹政府大丢其脸的反应。民主主义的政论家卡尔·冯·奥泽茨基在魏玛共和国时代就在他办的杂志《世界舞台》上和一切来自左翼和右翼的反民主势力展开了坚决的斗争。纳粹党人把他看作他们主要的敌人之一，并在国会纵为案发生的当晚逮捕了他，把他投入了集中营。鉴于他对反民主势力的英勇斗争，这位政论家，而当时已是集中营在押犯人的奥泽茨基获得了1935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此奖在1936年才被颁发纳粹政府想尽一切办法努力以其自己的方式解决这桩令他们痛苦的事情重病在身的奥泽茨基由地狱般的集中营中被转移到医院。不过他在那里仍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纳粹分子们向他许诺，如果他做好了准备修正自己的观点并且交给政府一份表示效忠的声明，他就会被释放。但是奥泽茨基不为其所动。1938年他死于集中营。
作为对不允许领取诺贝尔奖金的补偿，纳粹德国为科学家和艺术家们设立了德意志国家奖金。然而在一个警察国家要求精神纯洁的情况下，挑选出来的符合条件的候选人寥寥无几。对其他的奖励而言亦是如此。例如，1859年设立的席勒奖金，以前是每六年颁发一次，而到了1935年却无法颁发。这是因为在此期间根本找不到一位作家，其作品既有资格荣获此项殊荣的同时又可以为帝国文化协会的主席所接受。
由于如此多的规定、方针和禁令，艺术家和政治评论家们几乎不可能在不激起当局反对的情况下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这首先影响到了靠笑话，特别是靠政治笑话谋生的小型歌舞演员。1935年5月，戈培乐的宣传部在一份措辞激烈的新闻公报中强烈声讨了柏林的小型时事歌舞剧《地下墓穴》和《低级娱乐场》。据说在这些犹太化”的小型歌舞演出中有蔑视纳粹党和国家的言论。两剧的有关责任人遭到逮捕，并且由于他们对第三帝国以及希特勒本人历史上的事件发表了令人遗憾的错误评价，他们被投入了集中营。在那里他们有足够的机会通过繁重的体力劳动来为德国全体人民服务，和以前相比，这要对德国人民有用得多，就连维纳·弗茵克，德国“小型时事歌舞剧”最受欢迎、最机智风趣的主持人之一，也由于戈培尔对他的笑话不欣赏而受到严厉的处罚。在一次小型时事歌舞演出中，弗茵克大胆地对“高高举起的右臂”发表了一些议论，并且同时还举起右手作了一个“德国式的问候”，观众中爆发出一阵轰笑但是这位艺术家自己却笑不起来了，戈培尔听说了这些事，弗茵克很快被抓进了集中营。
尽管如此，还是不时有人不愿闭紧嘴巴。英国大使内维尔·汉德逊爵士那时总喜欢向人们提起，慕尼黑的歌舞演员卡尔·瓦伦亭的勇敢给他留下了怎样深刻的印象。这位演员总在《运动的中心》一剧演到一半儿的时候，向台下心照不宣的观众们讲述达豪是如何被严密地防守起来的：每隔几米就有一挺机枪，每100米就有一个瞭望哨，还有带电的铁丝网。
1937年，戈培尔命令把博物馆和美术馆所有不符合国社党人审美标准的艺术作品统统搬走。一个名为“堕落的艺术”的宣传展览作为反面教材在德国许多城市中进行巡回展出。这个展览门庭若市，但这绝非是戈培尔的成功，绝大多数来参观的人是为了抓住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再瞻仰一下这些被禁的艺术品。摄影师亨利希·霍夫曼在他的书中称，他曾运用他对希特勒的影响来保护这些被指控的艺术品，终于一些画由于参加了这次展览而幸存了下来。霍夫曼称，戈培尔打算把那些不符合民族社会主义的艺术观和崇高理想的画全部付之一炬。这些画中包括雷诺阿·高更和梵·高的作品。霍夫曼声称，他曾劝说希特勒阻止这场对艺术的摧残。
1935年，戈培尔发起召开了一次世界电影大会。在会上，他阐述了自己对电影生产的看法。他指出，电影技巧和戏剧技巧有着根本的不同，电影必须比其他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更加符合“普遍”一词的词义，不能允许它失去和大众的联系。此外，他并没有提出什么特别新颖的想法。戈培尔首先要求电影要有现实性。他认为，即使是一部历史题材的电影也必须要有现实的意义。电影的任务是成为各民族之间的桥梁和媒介。戈培尔最后说，电影生产要像其他的形式一样必须有国家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