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10日，精力充沛的戈培尔又一手导演了焚书的闹剧。不仅是冲锋队的暴徒们，被煽动起来的年轻的大学生们也投入了这场行动。几乎所有的大学城里，高校门口都设置了柴火堆。早在上午，这些“宪警”们便把从私人藏书和公共图书馆中搬来的被禁书籍堆在一起所有被这位部长看作是不利于人民教育的书籍都被列入了长长的焚书单中。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人们拿来火把，点燃这些书堆。当火舌舔噬着书的封面时，周围齐声高呼：
烧掉，亨利希·曼！烧掉，斯蒂芬·茨威格！烧掉，埃利希·凯斯特纳！烧掉，卡尔·马克思！烧掉，西格蒙德·弗罗依德！烧掉，亨利希·海涅！
1823年，海涅写道：在焚毁书籍的地方，人也迟早会被焚毁。
《罗蕾莱》的作者，在他的书籍被焚之后仍然令纳粹的宣传攻势头疼。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无法从人民的记忆中抹去。于是人们只好给它一个新的出处，说明“作者佚名”。
宣传部长戈培尔亲自领导了柏林大学门口广场上的焚书部长及其随从的车辆浩浩荡荡地沿着林顿大道驶向火场。戈培尔下车，走到预先设置好的麦克风前，声嘶力竭地说：
亲爱的同学们！德意志的男人和女人们！被夸大其词的犹太人唯理智论的时代结束了，德意志革命的爆发为德意志民族性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你们干得不错：在夜半更深时候把过去的野蛮思想付之一炬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富有象征意义的重大行动。这次行动将在全世界面前表明：十一月共和国的思想基础现在已被踩在脚下。从它的废墟中，飞出了代表新的精神的凤凰。旧的一切被投入火焰，新的一切从我们内心的火焰中高高升起。在火焰中闪耀着一个尽忠的誓言：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们的帝国，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
在另外几个城市里边发生了同样的景象，焚书开始了。
丢入烈焰中的许多书籍，都是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家的著作。例如海明威、杰克·伦敦、厄普顿·辛克莱、海伦·凯勒、玛格丽特·山额尔、H·G·威尔斯、哈夫洛克·艾利斯、阿瑟施尼茨勒、弗洛伊德、纪德、左拉、普鲁斯特等等。有数十位德国作家的作品也遭到焚毁，他们中有托马斯·曼和海因里希·曼、里昂·孚希特万格、雅可希·瓦塞曼、阿诺德·茨威格和斯蒂芬·茨威格、埃里弗雷德·凯尔和雨果·普鲁斯等人。雨果·普鲁斯是草拟魏玛宪法的学者。用一份学生宣言的话说，凡是“对我们的前途起着破坏作用的，或者打击德国思想、德国家庭和我国人民的动力根茎的“任何书籍，都得付之一炬”。连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阿诺德·茨威格的《古力夏军曹》、托马斯·曼的《魔山》等都难逃这种厄运。戈培尔博士与他的朋友们很兴奋地看着堆积如山的书籍在烈焰中焚毁，他向学生们大声说：“德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
此后，戈培尔返回了他在威廉广场的办公室，精心安排德国报纸对此事的报道。然而在几分钟之后，就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放弃了他对自己灵感勃发的创造性的信赖，因为他命令以后对焚书事件。
保持低调”。连那位以在纳粹垮台之后仍是希特勒政权的拥护者而闻名的亨利希·霍夫曼都认为，这次焚书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就在戈培尔摧残文化，禁止千百种书籍在书店出售或在图书馆流通，禁止许多种新书的出版，而且实行严格的文化管制时。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则被奉为——用教育工作者的机关报《德意志教育家》的话说—“我们在教育方面的绝对正确的指南星”，看不到这种新的星光的教师则被清除出去。《我的奋斗》读起来既枯燥又乏味，这部书臃肿冗长，共有782页。第一卷是1925年秋天出版的，全书约400页，售价约合三美元（12马克），当时并没有成为一本畅销书，第一年售出9473本。此后三年中，销售额逐年下降上下卷算在一起，1926年只售出6913本，1927年售出5607本，1928年售出3015本。但是1933年，《我的奋斗》骤增到年销一百万册，希特勒的版税收入达一百多万马克（折合约三十万美元），使他成了德国最时行的作家，也是第一次成了百万富翁。除了圣经以外，在纳粹政权下，没有别的书有这么好的销路。当时家家户户的桌子上都有这本书，否则就会感到不太安全。在一对青年男女结婚的时候，向新郎新娘送一本《我的奋斗》几乎是一种义务——当然也是很得体的。而且学童们不论从什么学校毕业，也几乎人人会得到一本。到1940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年，这本纳粹党圣经在德国已经销售了六百万册。可惜得很，要是在1933年之前德国有更多的非纳粹党人认真读了这本书，要是外国政治家们也早一些时候认真读读这本书，德国和全世界也许可以早一点认清希特勒的法西斯面目。在这部书中，希特勒用书面精确地写下了，如果他一旦掌权的话，他要把德国变成怎样的一个国家，他要用德国的武力征服把世界变成为怎样的一个世界。在这本富有启示性的书里，他极其详尽地描绘了第三帝国的蓝图，特别是描绘了他在1939年到1945年的“晴和”年代里强加给被征服的欧洲的野蛮的新秩序的蓝图，其露骨率直，令人毛骨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