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底，国家社会党欠下了高达700万或800万马克的债务，这些钱绝大部分花在了制作大量的印刷品上，比如宣传画、传单等等。
戈培尔不断地抱怨“财政危机”。1933年1月4日，巴本、希特勒和银行家施罗德科隆进行了一次“秘密”协商。第二天早晨这次协商就作为轰动性的标题新闻被世界各家报纸刊出。
希特勒知道眼下对他来说是关键时刻，“要么得到全部，要么一无所得”。施特拉塞要在新的选举时提出一份忠于他的国家社会党候选人“竞选名单”，是否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被任命为总理。
希特勒突然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做出了重大的让步。他甘心接受支持联合，而且在组阁的具体问题上也表示这可以商量（他甚至甘心接受了让他的政党的少数成员加入政府的条件）。如果总统任命他为总理，他只要求其他两个内阁职位，其余九个部长的位置让给他的谈判对手。这些认为，3:1的多数，可以使长期酝酿的计划将得以实现—希特勒和他的群众运动将可以通过议会的手段加以控制，“元首”将可以按他们自己的标准加以约束。
在宣传领域，戈培尔承认，只有希特勒和他水平相当。他发明了像“宣传艺术”和“宣传艺术家”这样的词汇，以便使他自己的功劳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在攫取权力过程中和在最后的法西斯政府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他的宣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欧洲最现代化和最大规模的宣传。
1932年1月，戈培尔和希特勒非常细致地谈了他未来的那个部门的多方面作用。他们决定，不仅报刊、电台、电影，而且一部分文化事业都将归他管辖。
1932年2月10日，戈培尔自称：我有这种雄心，把今天的选举变成一次宣传的杰作。
我要将工作的重心停留在宣传上，运用所有的技巧尽善尽美。用最新颖和最恰当的方法直接把我们引向胜利，我必须不断克服其他的困难。
他的传单和宣传画上的标题在短时间内就产生了效果。如，在某些地方干脆写着：“自杀吧！”他的宣传活动一步一步地加强了纳粹党新闻组织的建设。他的私人报纸《进攻》由一份可怜的周末小报发展成一份每天都发行的晚报。他自吹我们的宣传画真是棒极了！”1932年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他得意地写道：
在每5万份报纸中夹带着一张留声机唱片，它小得可以装在一个信封里发送。当我们的支持者把这张小小的唱片放到他们的留声机里时，他们就会大吃一惊。
利用电影进行法西斯宣传是戈培尔的重要举措。当时欧洲刚刚开始放映有声电影，就被德国法西斯的宣传机构拿来为自己服务。戈培尔把一次特意为此目的而设计的东西拍成了电影，并且关心着胶片下一步的发行工作。在戈培尔看完爱森斯坦的电影《战舰波将金号》和普多夫金的电影《袭卷亚洲的风暴》后，他逐渐认识到了政治性电影艺术催人醒悟的功能。1933年1月他写道：
晚上我们看了路易斯·特伦克尔的电影《反叛》，这部电影代表了电影艺术的最高成就。由此人们可以想象出未来电影将会是什么样：
那就是用非凡的生命力一挥而就的、规模极其宏大的群众革命的场面。在一个场面中可以看到，在从一个小教堂走出来的起义队伍的前面，人们抬着巨大的耶稣受难像，它使观众们受到异常的震动。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一个精于此道的人，他可以通过电影做些什么。我们所有的人都深受感染。
第二天晚上，戈培尔又认真地观看了一遍这部电影。掌握法西斯政权之后，他把德国电影工作者召集在一起传达命令，称对于未来德国的电影作品来说，特伦克尔的《反叛》是一部典范之作。
在攫取法西斯政权之前，戈培尔仍努力进行有组织的准备工作。他称“我们的广播组织”正有力地向前迈进。现在只差一步，那就是我们还不能够利用广播电台，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我们迟早、也许一夜之间就会上台执政。
操纵政权之后，戈培尔设想着他的宣传的天国：
现在继续斗争就容易了，因为我们能够使用国家的一切力量。广播电台和报纸随时都可供我们使用，所以要给大家看一个宣传的杰作，而且这一次，当然不愁没有经费了
对手们对于大规模广播宣传的可能性尚未了解，因此我们将不放过这种可能性……我们决定，元首将在每一座有自己的放映发射站的城市讲话。我们将把无线电广播传播到群众中去，并且让听众们看到一个生动的画面，让他们看到在我们的集会上发生的一切我本人将在元首每一次讲话前首先发言，我要试图让听众们感受到我们群众集会的气氛和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