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锋队在砸窗事件和电影院骚乱中又尝到了甜头后来又发生了些其他不法行为，这根本不合乎希特勒遵守宪法、运用合法权利的新政策。2月20日，希特勒发布了一项战略性命令，严禁冲锋队参加街巷殴斗败坏党誉。
这在冲锋队里引起了愤怒。毫无疑问，队员们、尤其是北德的队员群情激愤。北德的冲锋队首领是奥托·施特拉塞的朋友豪普特曼·施特内斯，他在施特拉塞被开除出党之后同情“黑色阵线”。施特内斯和希特勒之间世界观尖锐对立，数年来屡经商谈还是没有达成共识，因为矛盾实在是无法调和。无论如何，施特内斯准备联合施特拉塞的“黑色阵线”一同反叛。他希望能通过断然展示党内激进力量使希特勒改走左派路线。戈培尔在此之前就秘密获知了反叛的计划、目的和步骤。反叛应于1931年复活节进行。第一步措施是要占领柏林党部办公室。为了不至于出丑，戈培尔要在此前赶往慕尼黑。要是反叛成功戈培尔会在慕尼黑假意革命，影响希特勒。在既成事实面前希特勒也许会屈服。然后戈培尔就会坦白，他知道一切并参与了谋划。
情况自然与此大相径庭。施特拉塞认为，施特内斯对自己的勇气产生了疑问。反叛始终处于不温不火，“占领党部办公室”只不过是个畏畏缩缩的姿态。戈培尔在“战略性骑墙观望”，几乎每小时都有电话打到慕尼黑通知他事态的发展。他看来马上意识到了事情不妙。为此，戈培尔果断改弦更张，装作一无所知，极为震怒。于是戈培尔像是大为光火地返回柏林，受元首之命来羞辱不忠不义的施特内斯并开除他党籍。至此，反叛已没有什么可镇压的了。
戈培尔做了四年半柏林党区头子，将近三年的国会议员和两年半的纳粹宣传部长，时年三十有三。他比以前更热衷于名利，善于怀恨，睚眦必报。而且，他喜欢没有什么来由地讽刺挖苦、幸灾乐祸，不光是政治对手，连自己党内的纳粹分子也能感受到他毫不留情的讥讽。戈培尔几乎每星期都露面检查小报《攻击》，看一切是否妥当。他坐在主编座位上，李佩特和编辑们站在桌子周围，像小学生一样等待校长训话。戈培尔先是摘下手套，放在桌上，然后由裤兜掏出两页叠在一起的前一天的《攻击》报解释说，他只能给先生们七分钟时间，顶多八分钟。接着他指着用蓝笔勾出的社论，带着他冷冰冰的客气转向主编，他常常以这种态度发难：
李佩特博士，我要是没弄错的话，人称您是这份报纸的主编可难道您真认为这篇文章代表了老练的新闻业务水平吗？那大概只是愚蠢幼稚，不是要铤而走险，就是要精神错乱……
虽然可怜的李佩特已在手下面前对这种训斥习以为常，脸还是越涨越红，这时戈培尔又开始逐篇吹毛求疵。他指着一篇经济政策的文章说：“主编大人看来对这一小角落的经济状况要比对经济选题熟悉得多，他还总写经济方面的社论。”然后他重新戴上手表，已经过了七分或是八分钟。戈培尔起身离座，友好地点了下头，随随便便地敬了一个致最高元首的“德意志礼”，一瘸一拐地走出了房间。
他有一次出现时朝贝格尔傲慢地挥了挥手，让他作陪。他想讨论一些技术细节，但由于还要参加一个葬礼，在编辑部一刻也不能久留。他在车上讨论了一些贸易部分的编辑和印刷问题。当他检阅在通向墓穴的路边列队的冲锋队时，他还用耳语继续发号施令“这阵子我换了个想法，”“应该每两周登一期报道，勾上方框，要三栏，不要两栏。”突然，他将嗓音提高到顶点，面容极其严肃地说：“我们站在同志的墓穴旁，热血沸腾，满腔悲愤，赤色流氓将他……”等等。他虽然避而不看手表，但他讲话很少长于五分钟。然后和死者亲属握一下手，朝大家敬了一个“德意志礼”，在走向汽车的几步路中继续小声下达编辑指令：“是三栏，不是两栏，还要用二个西塞罗长的横栏大字标题。”话音未落，人已坐在车中了。他突然停下指示，相当漫不经心地问道：“告诉我，亲爱的贝格尔，我们刚刚安葬的人是谁？”他对此当然一清二楚，他刚才在墓边还在颂扬死者的大名和成就，但他喜欢这种冷冰冰的态度。
五、当吹鼓手
戈培尔有写日记的习惯和癖好，一生中写了很多日记，只有惟一的一本，经戈培尔本人亲手编辑整理，于1930年以“从凯撒霍夫到国务总理办公厅”为题由纳粹党的出版社出版。这其中记述了纳粹党从1932年1月1日到1933年5月1日之间的主要活动，从中能看出他如何从充当吹鼓手，怎样尽情美化希特勒而逐渐爬上显赫位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