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委员会对戈林来说也是如在喉之鲠。他认为没有一人，像他所说，“三个圣洁的国粹”，有所作为。他从内心深处痛恨拉默斯，他视他为一个官僚主义者，他企图把帝国的领导重新掌握到官僚部长们的手中。可惜的是，希特勒尚未完全看透他，希特勒认为这个极端的法学家是一个非法学家，这个极度的官僚主义者是非官僚主义者。人们对此必须让希特勒慢慢地把眼睛睁开。凯特尔在戈林眼中更是一个大傻蛋，根本不值得认真对待。他只是为另外两个人服务，以显示他至少在防御问题上还参与他们的行动。
戈林对纳粹司令部做出极为尖刻的评价，尤其是约德尔使他很开心。戈林讲约德尔走得更远，他甚至开始讲关于希特勒的笑话。希特勒却十分信任这些人当着希特勒的面，他们当然是十分友好。但在内心，他们想的完全是另一码事……
施佩尔、莱和冯克是希特勒的外层盟友。1943年3月18日他们聚集到一起：
中午时分，我、莱、施佩尔，冯克与戈林谈了大约三小时在这次会谈中我们明确了当前国内政治领导的决定性道路戈林首先向我们详细描绘了他对当前权力形势的总结和看法在描述中他基本上使用了我在上萨尔茨堡向他作的报告为依据。我感到十分满意。我向他作的论述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他以元首的心理作结论，这主要是关于人们应当正确对待他，并在恰当的时机以充足的论据向他提出自己的建议。只是我们在这方面迟了一步，博尔曼、拉默斯和凯特尔则很狡猾走到了我们的前面这一状况必须改变。戈林对这三人的评价并不高，根据其成就把他们排列为博尔曼、拉默斯和凯特尔，但凯特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傻蛋。他是一个没有火的火车头，他最后一步也走不动了，突然停在那里。但首先毋庸置疑的是，他们企图建立起一种内阁统治，即在元首和部长们之间竖起一堵墙，这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能容忍。
这些摘抄极真实地描绘了核心圈子内部的斗争和一贯的阴谋诡计。希特勒对戈培尔努力试图恢复戈林的名誉的做法并不特别喜欢。几个星期之后的5月，戈培尔本人也再次怀疑，戈林是否真的可以让人忍受？早先当“我们的赫尔曼”由于他无度的挥霍而引起人们纷纷议论时，人们在德国宽容地一笑了之。人们甚至还为此感到骄傲。但是在战争的第三和第四个年头，所有的人都经受着巨大的痛苦，对戈林的行径人们至少理解为是奢侈。此外，还要加上大众对空军在防御敌对轰炸机联队时的失职的不满再加之戈林许久也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这也同样引起人们对他的不满。
戈培尔的宣传没有否认轰炸所引起的巨大损失。但是就算这种企图可笑地存在，那些燃烧着的房屋废墟也是不能回避的。但是戈培尔努力改变城市被炸成一片废墟这一不利处境，使之成为有利的绝妙的战斗精神。在1942年12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解释说，用一句干巴巴的句子报道像杜塞尔多夫这样的一座城市置于瓦砾之中是不行的宣传人员组成的特别小组应更多地以战争报道的英勇风格来反映那些恐怖的夜晚发生的事件。
与希特勒和戈林相反，戈培尔总是出现在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他多次视察鲁尔区和其他一些特别遭受攻击的地区。在对柏林的进攻中，他自己的官邸被炸毁，他的宣传部大楼严重受损，就是他的省办公室也遭火灾。皇家饭店——国社党历史上的圣地，也被彻底烧毁。
1943年11月25日的日记，戈培尔对此做出了反应：
现在人们再一次渐渐学会，习惯于一种原始的生活方式。早晨，在戈林大街，没有暖气，没有电也没有水。人们既不能刮脸也不能洗漱，靠着点燃的蜡烛人们离开地下避弹室。我极早就起床了，感到从未有过的头疼。头痛持续地折磨着人们。但是那又有什么办法。人们必须工作我马上出发去办公室，以便在那里洗漱并刮脸。在这里，工作受到极大限制。所有的电话线都断了。人们和外界只能通过信使取得联系。帝国部门大楼绝大部分被彻底炸毁部长们根本不见了踪影，以至于工作一部分变得困难了，而另一部分却也容易了许多……1943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戈培尔在日记中这样写着：
人们几乎无法从街上走过，因为到处都被残砾碎瓦所覆盖“金色莱茵”的废墟被炸飞到半空。我在一个障碍物前等待能行，令我感到十分惊讶的是，现在柏林市民站在我的车旁，所有的人都充满着怎样一种高亢的情绪。没有一个人哭泣，没有一个人抱怨人们信任地拍着我的肩膀，给予我极好的建议，但最重要的是他们不让我继续前行，就像人们所说的，我不要发生什么意外，因为人们需要我。总之，柏林人民如此对待我比任何奖赏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