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时常有这样一种印象，柏林人民的道义行为几乎带有宗教色彩。妇女们向我走来，做出祝福的手势并祈求上帝保佑我。所有这一切都让人心动。我也要为人们做出我能作的一切……
我还把几位妇女从食品供应点带上，带她们来到东部乖坐着普通的交通工具她们是到不了那儿的，这几位妇女是极其幸运的。一点小小的帮助姿态就可以摆布这些人，这几乎难以相信，在1918年11月这座城市发动了政变。如果是在我的领导下，这种事情决不会发生。在花园广场我参加了一个公开的食品供应男女工人们以一种狂热迎接了我，它是那样地令人难以置信，也是那样地难以描述在这里也就是阿克街的周围曾一度举行过那最火红热闹的婚礼大典我从来不认为在这里可能发生这种观念和精神状态的变化。我在这里同人们一起进餐，并被高举到一只箱子上，向他们发表讲话。我认为这是一次非常粗俗的、随便的演讲，但它很投工人们的心思。我被称为“你”，并直接呼以名字。人们想把我抬过广场，我费了好大的劲才阻止了他们的这一行动妇女们拥抱我我得替人们签名到处分发着香烟。我们一起舒舒服服地吸了一支雪茄烟。总之，就像在娱乐场里一样，这里笼罩着一种欢快的气氛……
……我同人们告别。这是一幕令人感动的情景。一位妇女在两三天前的轰炸中分娩了一个婴儿。即便如此，当她得知我将来到这里时，仍坚持起床穿衣，赶到广场上来。在道义上我们永远不会失去战争……
毫无疑问，在这些描述中戈培尔试图显示他自身的勇气。在其他众多的文章中他也多次写道，人们的心情十分恶劣，他自己也被沮丧情绪控制着。
……在来信中有许多批评。人民大众的情绪可以用“严峻”来形容。就是那些友好人士现在也为战争的继续发展而担忧。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军事的困境中再也看不到真正的出路。与此相应，对于领导层，一部分甚至是直接指向元首的批评被提出来了……
每天都是工作和一个接一个的担忧。传来的消息只有报警的消息。人们必须好好控制自己的内心和紧张的神经，以便不会在不断增多的这类消息面前惊惶失措。但是我决不会如此。我知道，战争是一件艰苦的手工艺活。我还知道人们必须完成它。我十分清楚，它将带来异常沉重的负担。但是如果人们勇敢地将此重担挑于肩上，并与危机作斗争，最终是会迎来胜利的。
鉴于北非战场上的失利，戈培尔沉痛地写下：“我时常有这样一种印象，为了进行这场战争我们缺乏必要的主动性”。1943年9月一次在纳粹司令部的会谈中，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局部和平是否有可能实现：
……我问元首，他是否准备与丘吉尔进行谈判，还是坚决拒绝它元首是这样回答我的：“在政治方面关于人格问题的准则是根本不存在的”。总之，他认为，同丘吉尔的谈判是不会取得任何成果的，因为他太深地陷入一种完全对立的世界观中，他是受仇恨而不是受理智支配的。元首倒是准备认真同斯大林进行谈判。但是，他同样认为，这不会取得什么成果。因为，他在东部渴望得到一切，斯大林决不会从自己手中转让给他。正如当前形势所趋，我建议元首，我们必须同一方或者另一方把关系弄明确。帝国从未赢得在两条战线上的胜利。因此，我们必须看到，不论使用何种方式都要避免双线作战。
戈培尔对英国和英国人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从表面看他仍一如既往地从事着决不手软的仇恨宣传，但是在1943年5月中旬的日记却记载了他如下的想法：
……我们德国人并不十分擅长统治被占领地区，因为我们从未演练过。英国人，他们在他们的历史上除此而外没有干过别的事情，因而在这方面远远领先于我们……盎格鲁萨克森的物理学在研究上大大超过我们。其结果是，盎格鲁萨克森领导战争的人也同样在物理学研究成果的运用方面比我们强。不论在空战还是在潜水艇的战斗中我们都能感受到这一点。
在他对不断恶化的局势的抱怨中，戈培尔极力反对那些在他看来尚未有能力承担时代的召唤的人，首先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将军们。1943年3月9日他写到：
……对于那些将军们，元首对他们的评价是否定的。只要可能，他们就欺骗元首。此外，他们不学无术，根本不懂得他们手中的战争，这本应是人们对他们的最低要求。将军们缺乏高层次的文化，所以人们不应对他们提出批评指责，因为他们对此没有受过教育。但是他们是那样地不懂得战争中最简单的问题，这是决不可饶恕的。几代人以来对他们的教育就是错误的。我们今天在面前的高层军官中看到了这种教育的后果。我可以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举出几个实例，对于元首来说，这些例子只是为他的观点提供了一个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