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他得知巴伐利亚警察局长赛瑟尔上校将前往柏林，与中央政府举行会谈。
“你回来时如不采取行动，”希特勒在秘密会晤时警告上校说，“我将认为自己有替你采取行动的自由。”
赛瑟尔提醒他，他已答应不做任何反对军队或州警察的事。希特勒反驳说，戈林的冲锋队和其他“部队”已经不能再等了。他重复说，如赛瑟尔回来时，三巨头还不进军，他就收回所有的承诺。
不清楚柏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管情况如何，赛瑟尔在11月4日上午返回慕尼黑之后，他和三巨头中的其他两人便冷淡了希特勒和“战斗联盟”。6日，古斯塔夫·冯·卡尔召集战斗联盟和高地联盟军官到自己的总部，奉劝他们不要异想天开地要进行什么战斗。“我们都同意需要一个新的民族主义的政府”。他说，“我们必须肩并肩。我们必须制定一个经过深思熟虑、有充分准备、步调一致的计划。”
冯·洛索将军也不积极。他许诺站在卡尔一边，支持任何可能成功的计划。他提到最近两次起义失败时轻蔑地说：“如果又是一次卡普暴动或屈斯特林起义，别指望我参与。”他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笔记本，对克里布尔上校（战斗联盟）和韦伯博士（高地联盟）晃了晃。秘密会议结束时，他说：“相信我，我也想进军。但在我的小笔记本告诉我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一赢的可能性之前，我不会这样做。”
一周前，希特勒威胁说，他不会容忍三巨头再拖延下去。11月6日晚，他把自己的人马召集到一起，开始行动。他们将于11日星期天进军。第二天，希特勒和戈林及克里布尔会昭时，初步确定了政变的基本方案：他们的“部队”将占领巴伐利亚的主要城镇，火车站、电讯大楼和市政大厅。这听起来很容易，所以他们把行动开始时间提前了。为什么不第二天，即1923年11月8日开始呢！
11月7日下午政变的味道便飘到了申菲德大街的陆军司令部大楼洛索办公室。有电话监听，也有警察特务的报告。
将军的参谋长巴龙·冯·贝尔歇姆上校召集了军官会，他说，卡尔刚才谈到在14天内行动，但洛索相信希特勒不会再等；一旦如此，他们陆军只好阻止他。洛索插话说：
他需要用行动证明他就是他所认为的德国的墨索里尼
那天晚上，纳粹政变正式开始。卡尔收到了一份意外请帖。他证实：
11月7日晚我出乎意料地获悉右翼爱国组织计划8日在毕尔格布劳啤酒馆举行重大的示威集会，他们希望我到场作讲演。
我有点局促不安，询问了一下。他们告诉我许多人要求参加—一他们曾想方设法预订一个更大一点的啤酒馆，他们说，只有毕尔格布劳能用。因此，我除了从命之外，别无选择。
在这种恭维话诱惑和蒙骗下，他命令新闻局长为预计到场的3000人免费供应啤酒。如果他事先知道租不到别的大厅是因为纳粹全包租了（作为政变集结地点），如果事先知道邀请他参加的实际上是一场政变，古斯塔夫·冯·卡尔也许早就躲得远远的了。
1923年11月8日是希特勒和戈林生活中痛苦的转折点。寒风刺骨，冷气袭人，天刚破晓，慕尼黑就听到了不同寻常的脚步声，衣着古怪的军人比比皆是；旧式卡宾枪和左轮手枪似乎随处可见；卡车卸下了戈林戴滑雪帽的冲锋队官兵。当韦伯的人马从阿尔卑斯山高地戴着运动头盔和高山火绒革徽章到达时，火车站响起了一片登山靴声。
戈林的妻子因参加范妮·戈林葬礼染上肺炎仍卧床不起。他跪在卡琳床边，吻了吻她，说晚上他可能回来晚点；然后身穿闪亮的黑皮上衣，头戴钢盔，开着梅塞德斯—一奔驰车进城去了。卡琳不知道在进行什么活动，戈林的大多数指挥官也不知道。
上午10点前，他向少数心腹下达了命令。身材瘦长的前潜艇炮手威廉·布吕克纳奉命于当晚带领冲锋队的两个分队到毕尔格布劳待命，其他人在阿茨贝格和霍夫布劳啤酒店集合。一支100人的精锐部队，阿道夫·希特勒突击队在图尔布劳待命。勒姆的组织已预订了城市另一边的勒文布劳啤酒馆。
三巨头得到了一些消息，但没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卡尔的要求下冯·赛瑟尔上校上午给州警察介绍了情况。他作证时说：“我告诉他们，有人想以慕尼黑为基地，建立帝国的独裁统治，并凭借武力将其推进到北方。我说这肯定要导致一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