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自己也自豪得飘飘然起来了，他吻我的手，说：“像你这样好的头脑不会变得飘飘然起来的。”
巴伐利亚人准备对法国采取行动，但柏林政府临阵畏缩。更糟糕的是，当希特勒和戈林为了摸巴伐利亚政府的底企图在慕尼黑北面的一个地方举行挑衅性的反共五一游行时，冯·洛索将军不允许冲锋队携带武器。
希特勒、戈林和冲锋队丢尽了脸。“军官从不食言！”戈林迷惑不解，对希特勒说。
1923年8月，他守寡的母亲离开了人世。这是他生活中的分界线，从此之后，他全部身心投入了纳粹运动。8月24日，希特勒向他颁发了第一个委任状，即他有以他的名义行动的最高权力。戈林工作很辛苦，但他的事业逐渐兴旺发达起来了。一年之后他对一位意大利记者说“我常工作到凌晨4点钟，然后7点钟又回到办公室。整整一天，我一分钟的空闲都没有。来访者一个接一个……，你知道我们德国人工作既勤奋又认真。一天24小时，我们工作23小时。相信我，我经常夜里11点精疲力尽地回到家里，用15分钟的时间和妻子狼吞虎咽地吃顿饭和喝杯茶，然后不是上床睡觉，而是用两三个小时的时间检查白天的工作；第二天早晨7点，第一位助手就来报告了。”
希特勒经常到戈林家做客，卡琳听他们没完没了地谈论一个陈旧的话题——古斯塔夫·斯特来斯曼总理和柏林的“犹太人政府”及《凡尔赛和约》以来的经济危机。鲁尔工业区被掠夺之后，德国经济已坠入深渊。在鲁尔，法国占领军把所有胆敢反抗的德国人一律处死。货币差不多没有任何价值了：8月1日，一美元相当于300万德国马克，到9月底，一美元能兑换1.42亿德国马克，即使一个小账单，人们也得提着成箱的滥印或超滥印的纸币去支付。
希特勒和戈林，冲锋队和其他私人武装不断地采取行动，什么方式的都有。但柏林拒不行动；春季训练销声匿迹。希特勒和戈林对贝尼托·墨索里尼最近的进军罗马很羡慕，便制订宏伟计划，准备调动所有的巴伐利亚人进军柏林。但为时已晚。趁经济混乱之机，巴伐利亚北面的萨克森和图林根爆发了共产主义革命。希特勒敦促巴伐利亚政府采取行动，并表示他的“部队”可给予支持。
然而，戈林现在另有其他紧急任务。卡琳参加母亲葬礼时，染上了肺炎，已回斯德哥尔摩，在那里心脏病又迫使她住进了布伦克伯斯托格的维他·科斯私人疗养院。
戈林仍然在德国留在希特勒身边工作。1923年10月初，他用卡琳家惯用的华丽语体给卡琳的母亲写了一封信。“我感到了您高尚的气息，亲吻您甜蜜的手。”他写道，
于是使我内心极其平静我感到您在默默地祈祷。”
“这里”，他接着把话题转到了巴伐利亚政治危机上，
生活就像一座沸腾的火山其破坏性的岩浆随时都可能蔓延全国……。我们在拼命工作，为重振德国而时刻准备着。”在信的结尾，他请求伯爵夫人照料他的卡琳——“她是我的一切”。
冯·福克伯爵夫人在回信时给戈林寄了20枚金币（“卡琳的”）和一个装有咖啡和黄油等稀罕物品的食品包裹。
几天后，卡琳带着病躯，回到了她的赫尔曼身边。她从慕尼黑给托马斯写信说，“我得了轻感冒，在床上写这封信，我的爱人坚持让我在好转之前呆在床上。这两天很忙，伟大的事业在等待着他，但在我病好之前，他坚持不让我为这些事操心。他看上去很疲劳，睡眠不足，他费劲地赶几英里的路来看我一会儿，这让我很感动。”
他们都思念瑞典，但一种使命感使赫尔曼留在了巴伐利亚。“这里形势很严峻”，10月23日他给卡琳的母亲写信说：“互相倾轧，尔虞我诈，把国家搞得乱七八糟，我们为前途负起责任的时间不远了。”
在1923年9月初纽伦堡的一次集会上，希特勒宣布：
几周内大局就会定下来在这次集会上，他和右翼半军事性的私人武装成立了“战斗联盟”：曾在令人敬畏的埃里希·冯·鲁登道夫将军手下任过职的赫尔曼·克里布尔上校负责军事指挥，军医马克斯·冯·朔伊布纳一一里希特博士任秘书长。战斗联盟联合了巴伐利亚其他几支的私人武装：戈林的冲锋队、里斯特·勒姆领导的德国战旗和高地联盟。到1923年9月底，后面两个组织同意听从冲锋队和希特勒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