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在经济形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巴伐利亚总理任命一个具有独裁大权的州长官——他就是古斯塔夫·冯·卡尔博士。同希特勒一样，他也开始大谈使用武力在柏林建立右翼独裁统治。冯·洛索将军一开始持怀疑态度，但无论是他还是卡尔都难以长时间不和纳粹分子—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者接触。当柏林命令洛索准备派巴伐利亚军队镇压萨克森爆发的共产党起义时，卡尔指示冯·洛索将军恢复他和右翼组织的联系，以弥补正规军的不足。
洛索最终走得更远。他把修改的春季训练的作战计划，改名代号为秋季训练。形势不久就明朗了，敌人既不是占领鲁尔区的法国部队，也不是萨克森的共产党，而是柏林的斯特来斯曼政府。卡尔的副手在10月20日对右翼分子发表煽动性讲话时讲得非常明确。“我们不说‘让我们打倒柏林！’”他宣布：“我们不是分裂分子。我们所要说的是
让我们进军柏林！两个月来，柏林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又一个谎话，你对这样一帮犹太混蛋还能寄什么希望？向卡尔看齐！”他呼吁。“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和希特勒并肩前进”。
在给“战斗联盟”下达命令时，希特勒和戈林都强调他们将和陆军并肩战斗。10月23日，希特勒在慕尼黑的纳粹党总部给戈林的冲锋队指挥官们发表了10分钟的讲话，强调“战斗联盟”、陆军和警察之间必须密切配合。他说：“我要是反对他们，那我就是个蠢货。”戈林讲话时详细说明了向柏林进军“战斗联盟”的“部队”如何与民族主义军队相互配合的问题，冯·鲁登道夫将军将做开路先锋。
驻兰茨胡特冲锋队营长格雷戈尔·斯特拉塞尔后来证实，戈林唠唠叨叨反复讲了和正规军“保持一致”的必要性。斯特拉塞尔提出异议，说他的部队武器装备都生锈了，没法使用。戈林向他保证，陆军马上会派人来擦洗和维修。第二天，第十九步兵团的霍夫曼中尉暗示，向柏林进军将在两周内开始，斯特拉塞尔在那之前已将700支步枪拿到兵营维修。
1923年10月24日下午，洛索对聚集在总部的这些私人武装的军官们说，他们不是走一条狭隘的、巴伐利亚的路线，而是走一条民族主义的黑白红路线。当时在场的一位陆军上校埃策尔听到他非常自得地谈到向柏林进军。巴伐利亚陆军给“战斗联盟”的指挥军官们发布了第八百号命令，命令他们将经过训练的军事人员送到为秋季训练作战计划作准备的陆军部队中。
狂热的活动开始了。维修步枪，把博物馆腾出来用于储藏炮兵部件。志愿参加秋季训练计划的冲锋队和高地联盟士兵，已经奉命于11月11日向步兵团驻地的“运动会指挥”报到。
戈林有理由相信，警察将站在希特勒一边。巴伐利亚警察司令汉斯·里特·冯·赛瑟尔上校是统治巴伐利亚的贵族巨头中的第三号人物。穿绿色制服的州警察像士兵一样住在兵营里，装备有重武器。10月25日，希特勒与赛瑟尔建立了联系，发表了攻击议会制度的讲演，争辩说只有建立鲁登道夫为首的军事独裁，德国才会得救。他引诱性地说，赛瑟尔有希望接管德国警察部队。赛瑟尔不完全同意他的说法，说鲁登道夫是外国诅咒的好斗的民族主义分子。
“我需要他争取德国军队，”希特勒在提到《凡尔赛和约》之后德国军队太弱小时解释说，“没有一位德国士兵会向鲁登道夫开枪。”
两天后，赛瑟尔告诉他的警察们做好进军柏林的准备。
在柏林〔他在讲话时声称〕有个犹太人政府，它不可能以巴伐利亚为出发点去拯救德国。帝国政府将被推翻，由少数民族主义分子组成的独裁政府将取而代之。为了进军柏林，我们的州警察部队要能做到招之即来。
几天之后，赫尔曼·戈林和其他几十人被州警察的机枪子弹击倒，他们在希特勒受审时都作了解释一—就如1923年10月28日赛瑟尔命令大幅度增加弹药生产，为的是能使进军柏林早日实现一样。
显而易见，时间不允许他们再等了。德国货币贬到了天文数字。1923年10月底，一美元兑换2700万马克。
看望冯·洛索将军后，冲锋队司令赫尔曼·戈林告诉他的军官们：“洛索和我们一条心，我们进展得很顺利。”
然而，希特勒几乎马上发现了三巨头畏畏缩缩。洛索不加解释，取消了10月30日之后的群众大会。面对当晚聚集在克朗马戏场欢呼雀跃的纳粹支持者，希特勒说：“在我看来，只有当我们的红白黑字旗在柏林〔总统府〕飘扬时，德国的问题才会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