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的采访已经使戴高乐大动肝火，日内瓦的讲话应当更是火上浇油了。谁都知道“民族的命运”指的是什么，而且人人都很清楚蓬皮杜认为他的机会很快就会到来，不需要太久。将军暴跳如雷。部长们再也没有理由阻止他举行全民公决。他很早便认为这是重新确立他垂暮之年的权威，以打击自命不凡的“王储”的唯一途径，必须以挑战回击挑战。2月2日，他在布列塔尼的坎佩尔宣布，1968年5月30日是疯狂的一天。就在那天决定推迟举行关于“参与”的全民公决。现在它将在春天举行。决战终于打响了。
但是当时的国内问题最终击垮了将军。自1968年5月大灾难以后，面对蓬皮杜的挑战，将军一直坚持举行全民公决以重新确立他的权威。他对此已着了迷。而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对什么进行公决。
本应对“参与”进行全民公决，但这个词太含糊了。1968年3月，戴高乐在里昂的演讲中称“参与”即是中央向组成法国未来力量的地方政府下放权力。然而，7月他的总理又暗示“参与”也是对以地方代表为基础的参议院的改革。另一方面，于1968年9月9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将军将其定义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中间道路，旨在通过让工人参与社会机构和公司的管理消灭阶级斗争。12月，戴高乐的一位部长将“参与”仅仅说成是整顿一些机构。很难说清“参与”究竟什么。
戴高乐1969年11月上旬对一批记者说，关于“参与”的全民公决将既解决参议院改革的问题，也解决公司内劳资双方联合决策的问题。当时他的部长们便指出，在目前，同时解决两项议题是不可能的，一位名叫让纳内的部长对这种事的态度十分明确。他说，从法律角度改变劳资关系不适于通过全民公决来解决。其他人私下议论说参议院不愿实行改革，因此不会通过能使公决正常进行的必要决议。
戴高乐对此无动于衷，因为他认为全民公决对于重新建立他个人与法国人民的直接关系至关重要。因此全民公决势在必行。1969年2月2日，他在布列塔尼的坎佩尔发表演说，消除了所有的猜测。大体上讲，整个演说没有头绪。他说布列塔尼“是一个天然远离政治中心的半岛”。谈到布列塔尼的历史，他说，“……盖克兰……法国的两位来自布列塔尼地区的皇后安娜和克劳德……夏多布里昂，”他还谈到了夏尔·戴高乐，他的叔叔，曾撰写凯尔特历史。最后，他才涉及到主题，
既然目前的问题是要开辟一条通往新希望的道路，我们就把它定在春天。”这样，事情已成定局，无可挽回。
就这样将军把自己拴在一条通往灾难的道路上。2月19日，部长会议最后确定4月27日为举行全民公决的日期以及需要公决的两个问题：机构改革与工人参与管理。几乎每个部长都试图劝说将军收回成命，至少有一次德勃雷以为自己成功了。但是戴高乐依旧我行我素。这不仅是个人荣辱的问题。法国人民或者希望重新建立与他的直接关系，追随他沿着他选择的道路走下去；情况或者相反。如果他们不愿意跟他走，他将辞职离去。
4月20日将军接受的德来依的采访及4月25日直接面对镜头的讲话都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形象和声音都使他显得苍老疲惫。4月25日，他已得知德斯坦领导的政党指示其支持者在公决中投反对票，而且民意测验表明他会输。4月23日的部长会议是一次告别会。当晚，将军命令他的私人秘书安排从爱丽舍宫把他的案卷运走。25日中午，录完一旦公决失败就需发表的辞职声明录音后，他回到了科隆贝。
1969年4月27日，星期天。法国终于做出了最后的决断。这一天将军在布瓦赛里，过得非常平静，早晨去做弥撒，然后慢步（许多记者伴其同行）到镇上投票吃过午饭，在花园里散步；然后一个人躲在房间里。晚上8点刚过，在爱丽舍宫的特里科传来消息：第一轮投票结果不容乐观。到晚上10点，这一消息得到了证实。全民公决以47％对53％的选票败北。
勿需多说了。午夜时分法新社发表了戴高乐的如下声明：“我不再行使共和国总统的职能。这个决定于今天中午生效。”无需问声明中的“我”指的是谁。自此将军已永远离开了他的岗位，这对于国家和他自己都是件好事。
跋
回到科隆贝
总之，今日将军实属激流勇退。夏尔·戴高乐终于意识到他与法国的契约已终止了。他曾希望在公决中失败，但当失败的消息真的传来时，他受了伤害，一蹶不振。也许他仍心存希望：国家会再次召唤他，他儿子经常这样说。但如果真是这样，他只要认真考虑一下，就会发现不行。他年迈体衰，疲惫不堪，他的时代已经过去。